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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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还是诚恳地嘱咐陶澍：
“你尽快搬进来就是了。”
陶澍确是有些受宠若惊，但见纪晓岚的态度非常诚恳，觉得却之不恭，于是只好说：
“恭敬不如从命，那学生只好遵命了。”
第二天陶澍就搬进了纪府，从此以后，整天足不出户，闭门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等候下一科试期到来。
日后，陶澍果然显贵，做过安徽巡抚及两江总督，著有《印心》及《石屋》文集等，卒谥文毅。
陶澍生前，为了感念纪晓岚的知遇栽培之恩，与纪家时相往来，亲如家人。直到晓岚身后，陶澍对纪氏遗孤之爱护与扶植，不遗余力。
方圆实战：诚挚地帮助别人
其他人希望或认为你有多大价值，你就有多大价值；而只当他们的心里对你有好感时才会在嘴上说你的好话。没有什么比帮助一个人更能打动他。努力学会为别人效力，做那些不惜花时间、精力和诚心诚意为别人设想的事情，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朋友。
人是最容易变易心性的高等级动物。但朋友仍被定为五伦之内，说明其在人生成长道路中的重要性。中国虽然是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度，但朋友之情谊又为历代所崇尚。
在这方面，纪晓岚最为佩服的一个朋友大概应算是曹学闵。曹学闵，字孝如，号慕堂，山西汾阳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丞。性恬淡，居官清慎，晚好性命之学。曹学闵与纪晓岚为同年，“交最契”。纪晓岚在《醉钟馗图为曹慕堂同年题》中说：
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
纷纷画手多新样，又道先生是酒徒。
午日家家蒲酒香，终南进士亦壶觞。
太平时节无妖疠，任尔闲游到醉乡。
曹学闵死时纪晓岚正在热河校理图书，不得诀别，甚为遗憾，对朱硅所作墓志铭和钱大昕所作神道碑之遗漏，愿作补缀，故作《曹中丞逸事》，称赞曹学闵说：“天性恬淡，超然于声利之外，似不甚预人事者。又和平静穆，言讷讷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见义必为如此，贤者固不测哉！余十六七岁入名场，三十通籍，仕宦四十余年，阅事非一，阅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谊，指不数数屈也。”
所谓二事，一是乾隆二十六年纪晓岚与曹学闵同在翰林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馆中同事有八九人因争名而相互倾轧，闹得不可开交，掌院因此要告到乾隆那里去。纪晓岚自己也陷于其中，不能自白，惟有叹息而已。而曹学闵则拍案而起，邀请大家同去见掌院说：“如掌院以为确有其事，则将诸人革职也合情理。那么意见从何而来？如弹章一上，总需有证据才能评判是非，请先告姓名。”掌院考虑一番，终于没有上奏，涉及者也最终没有受处分。
另一则是处理同年陈裕斋家事：同年陈裕斋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很想纳妾，却因妻子阻挠而不能如愿。曹学闵便约同年捐资买一女子送到陈裕斋家中，最终使陈裕斋获得一子。陈裕斋夫妇去世后，他的女婿想霸占他的家资，使陈裕斋所纳妾母子不能保旦夕。听者皆扼腕叹息，却爱莫能助，曹学闵又再邀同年数人前往，将其女婿驱逐，使陈裕斋遗孀母子得以平安度日。当时人都说曹学闵多事，而曹学闵并不介意。
讲完这个故事，纪晓岚颇为感慨地说：“嗟乎！朋友以异姓列五伦，所贵乎济缓急、恤患难，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时酒食征逐，声气攀援，怡怡然亲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视其后人之阽危，亦安贵此朋友耶？慕堂此举，余时有所牵制，未能赴约，然心恒愧焉。论者乃以己不能为，转非慕堂之能为，抑亦慎矣。”也就是说，在纪晓岚看来，朋友的道义就是济缓急、恤患难，不以生死易心。
纪晓岚非常乐于帮助朋友。乾隆十九年，也就是纪晓岚进士及第那一年，有位同年朋友姜炳璋，送给他一部自己已故朋友史雪汀的遗作《风雅遗音》，目的在于请大才子纪晓岚品评一番，借以宣传。而当时纪晓岚正忙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此书，只匆匆翻阅一下即放在了一边。乾隆二十四年夏天，纪晓岚得空认真拜读之后，发现其中错误很多，但欣赏他的“用心精且密”，故重为编次，并加以勘误。并作《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序》，其中说：
研究音韵，虽然是研究经学的次要方面，但字音不明确，则对字义的理解就会出现错误，对圣贤倡导的思想就会不理解，因此意义也很大。前代艺文志必将小学附在经书之后，岂能是无所谓的事？过去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千百年来学者奉为标准，而此书除记载史事外，无所发明，固然不能与陆书相提并论，但就时人习读之书，纠正其错谬，也确实有可信处。只可惜他不懂得古音韵，所以注音多错误；所设门类太琐碎，辨证问题也太偏激，与著书大体不相符。所以我在公余饭后，重新加以编排，淘汰其中繁琐不当处，自以为比原书更好一些。对此书，只有删减，并无增加；有所润色，而不改变其原意，就如同对待史书一般。
纪晓岚对此书实际上并不认可，只是考虑到已故作者的用心良苦，考虑到朋友所托，毅然捉刀代笔，删繁就简，勘正错误，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加以润色，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这样的做法，不要说对剽窃他人成果者，就是对哪些于署名先后而斤斤计较者，是何等气度！
在纪晓岚的文集中，有大量的墓志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志铭主并非达官显宦，而更多的是中下级官吏，或者是有可“旌扬”的人物。其中，受人之托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纪晓岚以学术上的泰山北斗，肯屈尊为“无名鼠辈”写墓铭，表现了他肯于帮助人的良好品格。此外，他还为许多学者的著作写了大量序、跋、书后，这也占去了他的文集中一大部分。
请纪晓岚写墓志铭也好，请他写序、跋也好，无非是借其名以重的意思。纪晓岚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乐此不疲。
方圆交友之道二：人无癖，不可交
——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也。”张岱也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交，只要看他有无“癖好”。有“癖好”者，多有情有义之人，可以心相交；无“癖好”者，乃过于理智之人，只可以智相交。
方圆实战：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
人生在世，总是处于无休止的矛盾之中。一个人常常是矛盾的结合体。古时候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方面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在花楼酒肆寻欢作乐、狎妓侑酒。这种不能免俗的矛盾作风，实在是人生的必然。历史传统就好比是奔腾不息的江河，如果不能圆滑地融于其中，乘风破浪，就只有被无情地抛弃于后，望洋兴叹。不能与大家同欢乐，就只能孤芳自赏。
打造自己的圈子，要讲求一点方式方法，运用一点圆滑变通的手段。读圣贤书的文人才子，有时候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才能与周围的环境协调。要经常参加朋友的聚会，不管这种聚会在家中，还是在声色场所，千万不要显得格格不入。否则，就只能孤芳自赏，失去了根基和依靠，一辈子孤苦无依。
确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兴趣点，是与人交往的必然要求。文人仅以才交友，范围必定有限，而且或许因为学术上的争论，观点的不同，分道扬镳，容易陷自己于一类不善行动的人群中，郁郁不得志。纪晓岚不但能够广交学术上的有才之人，而且善于团结最大多数的文人，形成一股势力，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粘合剂，就是女人和性。因为在当时，文人狎妓侑酒成风，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大多数著名的学者象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星，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
唐代的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等小官，几乎无人不从事于此，有很多风流韵事。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的活动中，有一项“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
唐代诗人韩偓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８８９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绫手泉寄贺”。韩偓收到礼物后写了一首七律，中有“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之句。
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我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唐代官吏公然狎娼，甚至有因恋妓而至于死的，还有在外贮营妓而生子的。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名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巌，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穗。韦是因狎名妓薛涛而出名的。路巌这个武官是个“小白脸”，镇守成都期间，溺于伎乐出了名。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他曾经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之句。他泛舟连五日夜，寄元稹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闻矣！”《南部新书》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婢妾、妓女很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回事。至于元稹，也是唐代的一个大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曾经做过丞相。他《与晦侄等书》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清风亮节，操守甚严。但《旧唐书·元稹本传》记载：“稹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嵇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又说：“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普遍的风流行径。诗文中也大量地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如“温、李”以及“香奁体”等。
在公元１０世纪的上半叶（约在唐末与五代之间）流行一种铜钱，正面镌刻着“风花雪月”四字，背面则有四幅男女合欢图，表现出四种不同的性交姿势。这种钱被称为“春钱”，又称“堂子钱”，这实在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由此可见，“唐人尚文好狎”，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狎妓如此之盛。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许多妓女是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多数能够歌唱诗词，有的还善诗能文，甚至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可以说形成了妓女文化。
嫖客最注重的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对妓女的姿色并不是如后世那么看重。嫖客的“口味”既然如此，妓女当然要加以迎合，所以，当时聪慧、文化素养高、口才敏捷的妓女特别受欢迎。当时的人们对嫖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素质较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有风流之举，而妓女也很敬重文人，特别是那些名士，名士们的一诗一文往往可以决定妓女的名声与兴衰。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