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美国文学简史(上)-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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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爱默生对美国文学产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影响。但是他也和许多伟大人物一样，在年轻时并不为人重视，只是当他垂垂老矣时才为人们所重视。这位康考德的圣贤，门徒众多，心灵平静；既是众多体系的缔造者，又是人们的导师，因而他也成了人们想象中的神话。
亨利·大卫·梭罗 （HENMY DEVID THOREAU， 1817—1862）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出生在康考德村一个农民兼小业主家庭。从小在田间参加劳动，对大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梭罗眼里，自然界不是神的造化和象征，而是思索的对象，生活的舞台，这使他后来在阐发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征。
梭罗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当时的哈佛聘用了不少具有超验主义思想的学者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梭罗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并开始用这种思想进行写作。哈佛的图书馆给梭罗提供了大量的古典哲学书籍和文学作品，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的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可是，梭罗生性内向，沉默寡言，所以在哈佛念书期间几乎没有交上几位朋友。
1841年，爱默生把大学毕业后当了教师的梭罗请到他那里居住，从此梭罗便成了爱默生的知己和助手。他为爱默生修理花园，修缮房屋，油刷墙壁，还为其校对稿件。在爱默生的影响和鼓励下，梭罗写出了平生第一篇重要作品《麻省的自然历史》。1842年，爱默生推荐到斯塔顿岛当教庭教师。可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加上债务缠身，他很快又回到了家乡。见到爱默生后，梭罗谈了实践自己社会思想的计划：他准备一个人孤独地到森林中去实践他的信仰，即“在更高的纬度上探索自己”，去过“通向精神世界”的新生活。于是爱默生就在离康考德仅一英里的华尔腾湖畔自己的林地上给他提供了几公顷土地。梭罗在那块土地上盖起了小屋。一个人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段时间是梭罗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他在那里开荒种地，自食其力。除劳动外，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考察林中的动植物，潜心思索问题，阅读书籍和从事写作。他的代表作《华尔腾或林中生活》（1854）和《在康考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 （1849）都是这段经历的产物。梭罗的其他著作都是从杂志上收集的零星论文或摘自各卷日记上的片断拼凑而成的，而这两本书则是他著作中的精华。
在梭罗看来，城市生活是令人厌恶的。在那里，人的生命都被物质享乐给消磨掉了。为了物质生活的享乐，人们疲于奔命，生活失去了意义。在华尔腾湖畔，则是另一种天地。这里，大自然中的一切在梭罗看来，似乎都有思想，每时每刻都在给他以启示，为他提供精神上的食粮。梭罗完成了在华尔腾的试验以后，住在爱默生家里，但是作为主人的爱默生当时正在欧洲讲学。他感到自己在林中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的思想胜利，有必要对以往的思想历程予以清理以便再做新的探求。他一面替爱默生整理家园，一面在镇上打零工，攒钱偿还债务，人们看到他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便取笑他是城里的“大杂役”，他听了以后很宽慰，并说：“大家说得对，我的职业和我的手指一样多。我当过教师、园林工人、农民、油匠、木匠、石匠、铅笔工人，作家，有时还是诗人呐。”
他还和爱默生一起在蓄奴制问题日益严重的时刻，鲜明地站在废奴的立场上。他公开批评政府对蓄奴派的妥协，支持黑人的解放运动。他不顾禁令，冒着风险收留逃亡的黑奴，帮助他们逃离奴隶主的辑捕。当率领黑人起义的人民英雄约翰·布朗被判处死刑时，他挺身而出，公开发表演说，为布朗辩护。梭罗因拒付人头税而被关进康考德监狱。几年以后他根据此次经历写了最有影响的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在这篇论文中他写出了“公民不服从，官吏辞职，于是革命就成功了”的至理名言。印度的圣雄·甘地读了这篇政论文后，学到了抵抗主义，成为这位美国个人主义先知的热诚崇拜者。梭罗的政治观点还为俄国的托尔斯泰所接受，为英国工党所采用。他的实践标志着超验主义的论点已经达到了示范的阶段，独立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梭罗逝世以后，他的大量日记、遗稿被陆续整理成书，到20世纪初，已出版的梭罗全集就有20卷之多，但是最有影响的还是《华尔腾》一书和《论公民》等文章。梭罗的散文简洁精练、淳朴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论说文强劲有力、立意鲜明，富有战斗精神。他行文流畅，善用双关，一些机智巧妙的转义往往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这些特点在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亨利·华兹渥斯·的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很畅销，这在世界诗坛上都是极少有的现象。据说他的长篇叙事诗《迈尔斯·坦狄士的求婚》在伦敦一天就卖了一万本；《海华沙之歌》被译成许多种语言，并由纽曼红衣主教的兄弟译成了拉丁文。
朗费罗出生在缅因州的一个沿海城市波特兰。他小时候就聪颖过人，3岁入学读书。他父亲是一位名声很高的律师和州议员，对朗费罗要求很严，期望他将来能“谋得个有名有利的职业”。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从小颇有才气的儿子后来却成了诗人。1822年，14岁的朗费罗进入不伦瑞克城的新博多因学院学习，和美国著名小说家霍桑是同班同学。在学院里，他的学习十分优秀，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的美国文学文献资料、熟悉了美国文学的传统和诗歌的历史，并写出了不少诗作，发表在《美国文学报》上。
1825年，博多因学院决定开设现代语言系。由于朗费罗古典语言翻译成绩优秀，学院董事会选派他到欧洲深造。对于朗费罗来说，欧洲不仅是一片神圣的土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首诗。他先后在法国的巴黎、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比萨、佛罗伦萨、热那亚、那不勒斯·罗马和威尼斯等地游学，于1829年经德国返回家乡。他在欧洲四年，先后学习了法语和西班牙语，了解了所到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研究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学，并通过实际的社会交际提高自己的语言实践能力。
回国后，朗费罗在博多因学院现代语言系任教授。他不但传授语言知识，还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1835年，朗费罗携夫人到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和瑞典等国留学，接触了许多思想活跃的学者和学术团体。然而他的妻子在德国分娩时不幸去世，朗费罗为此痛不欲生。不久，他回国定居在离波士顿不远的坎布利奇，并继续在哈佛执教。1839年，朗费罗从自己已发表过的诗中精选出一部分优秀作品，集成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夜吟》。其中的一些诗篇立即广泛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从而确定了他作为诗人的地位。
《夜吟》出版后，朗费罗除了教课外，大部分时间忙于诗歌创作，他很快又写出了第二个集子《歌谣及其它》。这是一部故事诗集，诗人以通俗活泼的笔调叙述了动人的民间故事。随着这个诗集的出版，朗费罗的名字在40年代的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功虽然给朗费罗带来了声誉和欣慰，却使哈佛大学当局十分不悦。哈佛本指望以他在语言方面的造诸来支撑现代语言系的教学，他却醉心于诗歌创作。他每发表一首诗都使哈佛校方感到增添了失去一位得力的语言教授的威胁，而朗费罗每上一次语言课又使他自己感到要少写一首诗。这样，他在苦恼中度过了15年之后，毅然辞去了教职。
1843年，朗费罗同弗朗西丝·艾卜斯顿结婚，婚后生活非常美满。他把妻子看成自己的“眼睛”，她的温存和美貌也成了他诗歌灵感的源泉。于是，他的诗歌评介《欧洲诗人与诗歌》（1845）、短诗集《海边与炉旁》（1846）、长篇叙事诗《伊凡吉林》（1847）相继问世。其中《伊凡吉林》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重要的长诗。诗中描写了一个和平的村庄遭到法国殖民者的焚毁和一对恋人被拆散后经受的巨大痛苦，全诗充满了伤感主议的情调。1851年他又出版了诗集《金色的传说》，并开始写作早已酝酿着的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可是，由于他此时视力减退近于失明，加上他的小女儿、他的父亲、母亲和哥哥相继去世，使这部长诗未能顺利完成。这个时期，朗费罗除了写诗外，还经常同当时的文化名人往来，并加入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团体，同爱默生、霍尔姆斯和罗威尔等人交上了朋友。1855年，不朽的长诗《海华沙之歌》终于写成并出版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美国第一部印第安人的史诗在文学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海华沙是印第安神话中的英雄，是西风的儿子，天神派他把文明带给印第安各部落。海华沙为印第安人清理河道，灭除瘟疫，并教他们种植苞米，创造象形文字；他结束了印第安各部落的混乱，引导印第安人过上了和平劳动的生活。诗中还穿插了许多象征印第安人勇敢和智慧的神话传说，洋溢着对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之自然景色的挚爱之情。
1858年，朗费罗出版了他的第三首著名长诗 《迈尔斯·斯坦狄士的求婚》，这部长诗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荣誉。正当他的创作兴趣再次高涨之时，意外的灾祸又一次降临到了朗费罗的家里：他的妻子正在用蜡烛封一封信时，衣服突然着了火，朗费罗闻声赶来，不顾一切去救她，自己也被火严重烧伤。他的妻子第二天清晨就死了，这对诗人的感情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悲伤，他的创作灵感滞塞，很长时间没有作品问世。几年后，他心绪好转，完成了他最长的诗作《路边旅店的故事》，出版后得到霍桑的赞许。
朗费罗的晚年是在人们的崇敬声中度过的。60岁时，他带领他的一大群亲友再次访问欧洲，受到英国官方人士隆重欢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去温泽城堡迎候。政府的文职要人和名作家为他举行盛大宴会，牛津大学把他作为“美国最出名的诗人”以最高的礼遇款待。这位在美国文坛上久负盛名的老诗人一时名震海外。
朗费罗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成功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息并使之与自己的个性溶为一体，把自己国家纯朴的殖民时期风尚与南欧阴暗的浪漫主义教堂和城堡写得一样完美。他既有学识又发扬民主，在20多年里一直是美国文学界公认的大师。
美国的艺术家：爱伦·坡和霍桑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美国19世纪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出色的杂志编辑，短篇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天才不仅表现在他的创作里，也表现在他富于建设性的文学批评中。他给诗的功能下定义，并且能够鉴别出自己作品中的动机、技巧和主题。他认为朗费罗式的“简单的教诲诗”和长诗中叙事性很强的诗句有害于真正的艺术，因而他从来不写长诗。在他的心目中，爱默生和超验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