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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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省身谈中国数学：是大国而非强国》wwwtv/special/690/4/44393。html
〔2〕布丁：《从陈省身和纳什的成就观说起》，《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8日。
〔3〕〔5〕《陈省身号召数学家淡泊名利》news。nankai。edu/nknews/news。aspx？id=1573
〔4〕〔6〕〔7〕〔9〕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350、352、354页。
〔8〕梅贻琦：《赠别大一诸君》，转引自黄延复、马相武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世界最大的数学中心在南开竣工》news。nankai。edu/nknews/news。aspx？id=2484
民国外交家陆征祥
？ 石定乐
陆征（徵）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民国成立前，陆已升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后，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力邀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织建制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说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陆征祥功不可没。巴黎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逼他和代表团在辱国丧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和代表团的团员没有签。但回国后，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说因为陆代表不签字，日本人便报复山东人，使他们苦不堪言。陆征祥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请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后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
巴黎会议使陆征祥的外交报国理想彻底破灭。“弱国无工艺，弱国无外交”，他在回忆录中悲愤地写道。1921年，他递交了辞呈，决意离开外交部；1926年，他夫人去世；1927年10月他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正式成为一名修道士，1949年1月逝世于该修道院。
一
陆征祥1872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终于撒手而去，这时陆征祥年方八岁。
陆征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确实是个见地不一般的人，很通达，也很务实。当时中国科举未废，做父母的总想方设法要送子弟上学，日后好得个功名，然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根本就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自己做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屡屡失利，又加上一些开明人士呼吁，政府也意识到应有一些懂外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办外交、主邮政、矿物和军事。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父子将来也可安逸度日。陆云峰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确算是很出格的，因为那时大多中国人把学外语、留学海外、和外国人共事视为不齿，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要送他“习夷文”，“依附夷人”？由于进广方言馆要考古文，陆征祥被送进私塾恶补古文。陆征祥聪颖过人，两年里竟读完了一部《四书》，半本《礼记》，这就是他赴考前的学历和古文基础了，赴考广方言馆时陆征祥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少年。
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其间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后，他很快赶上了功课。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陆云峰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不料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心要培养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有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征祥向许景澄说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父亲历经艰难，辛辛苦苦照顾他，顶住众人非议送他进广方言馆，还忍受孤寂让他进京深造。后来放他到俄国，也还是为了儿子学些实际本领，今后能回家有个好的出息，从此父子可以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现在父亲正在上海眼巴巴盼自己任满回国，虽然父亲会愿意为儿子的前途牺牲一切，但他怎么忍心？陆征祥陈明心迹后说：“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许景澄也理解陆氏父子情感和难处，思忖片刻后命陆征祥赶紧写信向父亲禀报此事。“如尊翁同意你学外交，你当安心留下矣”。
陆云峰回信了：“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
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这封回信时，仍无法自已。
1920年陆征祥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买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并把祖母和父母的墓迁葬至此。一反平日他做人的低调平和，陆征祥亲自精心设计了父母的墓碑。该墓坐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他希望以此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
二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
他刚到彼得堡时才二十岁出头，一次陪许景澄公使拜会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时，穆还对许调侃说许怎么带个小男孩来。但几年后陆就升为参赞，1906年，升为驻荷兰公使，由于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国在荷兰设使馆的第一位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并被告知将任驻俄公使。
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并声称要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洗，而驻俄使团是第一个改组对象，所以陆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书。不久，国内却来电频频催他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唐绍仪想借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外交新气象。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陆征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的总理衙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着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另一方面，陆征祥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1。一律经考核后择优录取；2。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3。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还要求外交部的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陆征祥真是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局面，使中国外交从此现代化。
当时国内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对自己的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如此办。”当时的外交部也真有一些新气象。
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创建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当年挑选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民国第一届内阁夭折后，陆征祥出任新内阁总理。但由于他本来一介书生，超然政治派别，自然失败，只得辞职，仍任外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派系之争如同水火，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陆征祥也数次被“请”入阁复又出阁，几沉几浮。
陆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实现不了治国强国的理想，还往往客观上做了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如袁世凯称帝一事，陆征祥是反对的，但袁世凯称帝后，要他当外交总长，他又出任了。尽管他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封爵授勋，但他毕竟在这个短命皇朝里称过臣子，无论他怎么为自己开脱说是为保存民国外交改革成果也罢，说是不得已也罢，都不能为自己洗脱这耻辱。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欧战结束后，陆征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帝国主义早勾结一气，把山东当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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