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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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思维
孟华：能否谈谈汉字的思维精神？
王蒙：汉字有美好的一方面，优点很多，比如说好看，它的字都有生命力，都有一种灵性，甚至于我认为汉字有一种神性。比如说“道”，相反的你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更科学的词，把它说成是道路、道德，或者是道场、大道，这就不清楚了，不如一个“道”字，“朝闻道，夕死可矣”，你如果说“道”是规律，“朝闻规律，夕死可矣”，这叫什么话呀？它就没味儿了，“朝闻道德，夕死可矣”，也不对，说道是指路线，“朝闻路线，夕死可矣”，就更不对了，它是不可轻译的一个意象，这是汉字的一个特点，优点。但是当然汉字的这些优点有时同时也会带来缺陷，就是说它的清晰性、严密性、可操作性不是特别够。我常常到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部小说叫做《夜的眼》，这篇作品很多国家都翻译过，凡是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俄国、美国、德国，他们都有人给我打越洋电话，就问我说王先生您回答一下这个“夜的眼”中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我不好回答，因为在中国字里头，这个“眼”字是最本质的，不管你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还是好多只眼，还是砂眼，这都是从“眼”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和欧洲国家的那些语言根本就不一样。比方说“牛”，我们拿“牛”当纲的话，可以派生出来牛肉、牛奶、小牛、黄牛、牛犊、水牛，或者是牛脾气、牛毛，这东西很多，如果以“奶”为纲，可以派生出羊奶、牛奶、奶牛、奶制品。可是外文看不出这种观点，外文中奶牛是cattle，公牛是ox，它没有这种关系。我在文章里也提到了，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些思想方法的不同。杜诗的经典争论，就是“幼子绕我膝，为我复却去”，这个如果是换成英语，或是换成法语、德语，甚至是维吾尔语，都不会产生这种问题。这其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多年没有回老家了，回了以后小儿不认识他了，所以绕我膝转两圈，他怕我，认生；还有一种解释是他绕着我膝怕我再走，恨不得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这种解释从杜甫有这首诗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他的妙处就在于他的这种描写。可是如果换成英文的话，它在语法上画出图来了，有了逻辑范围，有了连接次序，这就不行了，就是说他由于怕我所以就去了，“为我”，这里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它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如果是他怕我走，就是把“我的走”变成了他们怕的一个修饰，然后“我复却去”就变成了what后面的一个从句，一个宾语从句，如果他是害怕他又走了，那就不是宾语从句，而是它等于一个双谓语，我就怕你，接着就跑了，它是一个递进的双谓语，就好比说是我进了屋子拿了一本书，一个是进了屋子是第一个谓语，一个是拿了一本书，一个是进，一个是拿，所以它根本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无论是杜诗也好，或者是一些经典的，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这个很明显，你把它弄成白话文弄成英文就不好了。
孟华：一排除歧义，诗意就排除了。
王蒙：把诗意排除了，把哲理也排除了。把中国人脑袋里这点灵活性，这点儿仙气儿都给弄没了。
孟华：杜诗的深远意境被逻辑的手术刀分解得支离破碎，朦胧的意象性既是汉字也是汉语诗歌的思维特性。汉字保护了汉语诗歌的这些特点，这也是汉字保护多样精神文化生态的表现。汉字体现的诗性思维的特点，这是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可替代的，非常有特色。
王蒙：你说的精神生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孟华：刚才说的《夜的眼》翻译的例子，很说明了汉字汉语的朦胧性。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汉字具有两面性，就是在数码时代它要适应数字化，我个人觉得尽管汉字具有适应电脑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比起拉丁字母还是落后一点，还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一面。文字有两种功能值得考虑：一是文化功能，一是数字化功能。文化功能是汉字的特色，但数字化功能可能是弱项。
王蒙：可能不完全是这样，汉字的数码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甚至有人认定汉字能够比别的文字更适合电脑的运用。这是使我对于汉字更有信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觉得（朦胧性）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总的说来它是比起拼音文字有多种的暗示性与审美性乃至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弹性。汉字是特别灵活的，比较一下中国的改革用语和苏联的用语，就明白两种语言两种文字及文化的异同了。
孟华：对，象形字是靠暗示来表达语言，今天就算没有象形了，但是它的精神照常存在。汉字的意符就是来暗示语言意义的。
王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具有很强的暗示性。“言而无信”，看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觉得是一种暗示，它和单纯用字母拼出来的字并不一样；说“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你看这种感觉，绝对是一种暗示。所以有时候就弄错了。
孟华：这种暗示性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的审美方式，但暗示性带点儿歧义性，是一把双刃剑。
王蒙：成为一种审美方式，有时候又成就一批奸诈的人，他可以利用一个字，“我就硬这么解释，明明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这么解释”（“文字狱”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他在话里头非就那么暗示不可，或者我就非这么拿过来这么用……
四、汉字与现代性
孟华：您刚才也谈到汉语、汉字有适应现代化的一点，包括对西方语言的接纳，包括对现代现实生活的适应，它具有这种双重性。
王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这方面的特点，中华文化有它保守的一面，也有趋时的一面（比方说一系列虚词的出现，“被”字句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现代性的一面）。现在很多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从海外华人，或者从港台华人那里学来的一些词，都和英语有关。而共产党的那些语言有很多词很显然是和俄语有关，什么磐石般的团结，赢得了胜利，这绝对是俄语，你胜利就是胜利了，失败就是失败了，什么叫赢得了胜利？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无需消灭掉，相反的它会慢慢适应我们这种语言，适应我们这种比较复杂的长句啊，因果关系啊，逻辑思维啊，还有哪个是主句，哪个是从句啊，哪个是宾语从句，哪个是状语从句，这些就是所谓欧化的东西。有些不同的方法，不见得是坏事，所以上至先秦汉唐，我们应该好好继承。古代的一些白话，有些到现在还活着，比如说“褒贬”。当然受日语的影响也很多，很多词都是从日语来的，受英语，受俄语的影响也非常多。我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就连“你好”这个词都不是汉语，哪有汉人说你好的？没有这种表述，更不说hello，也不说你好，见了面就问“吃了吗？”“你好”是什么？它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俄国人一见面就说здpacтвй，这是您好，здpacтвйтe，是您好的全称，这些在中国就变成了您好或是你好。“小平你好”，这话很美好。
孟华：一种表达式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从传统上的寒暄语“你吃了吗”到现在的“你好”，反映了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一种对异质文化观念的接纳。这是汉字的变通精神。
王蒙：即使回到古代，也没有像“你吃了没有”那样粗糙，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再见”，这也不是生活中来的，也不是古文中来的。古文中相别的时候没有这种礼貌的词吧？至于“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这些百分之百是英语来的，什么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词的语境，而是一种表述方式，一种交际模式，也是一种文化的语境，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谢谢”，古人有称谢，不言谢这话也有，中国的“谢”和拒绝等各方面的意思很复杂，也表示一种谦虚之类，这个和外文的词是一样的，外文词中的谢也含有拒绝的意思。有个德国人有次跟我说他不理解中国人的这个“谢谢”，吃完饭问他吃不吃冰激凌，他说“谢谢”，要的意思，但是他说他一说“谢谢”，我以为不吃了，接着他还要一个，我就糊涂了，证明这个外语里头“谢谢”也有谢绝的意思。
我们现在受外面的影响，词组越拉越长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词都进来了，没有人怀疑它是中文词，过去我们只说继承，现在我们说传承，台湾人告诉我说传承这个词和英文有关，因为英国人动不动就讲transform，translation，translation不止是指翻译，而且指传递，信息的传递，也是translation，后来就用传承来表示这个词。还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词，受英文影响，受俄文影响，受日文影响，这个还很多。说“一路平安”，这个都是外国的表达方法，而且是法国的表达法，北京语就干脆吸收这个句子过来；“最好的祝愿”，best wishes，这完全是从英语过来的，这些太多了，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词。有些东西比如说电脑上的词汇你怎么从文言文里头或者是农民的口语里头来找呢？比如说它把各项功能列表叫做菜单，如果把我们平时理解的菜单放到这里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说它像菜单一样不是很好吗？你点什么它就出来什么。有些是和英语一样，那些我都曾认为是照抄英语，喜剧演员葛优，他故意学潮汕那边儿的人，潮州人，福建人，这边是广西人，譬如问你说“有没有去过青岛啊？”你说“我有”，我跟他们说你这是受英语影响，是用has，have来做过去完成式。他们告诉我不是，老百姓自来都有这么说，就是问“你吃饭了吗？”“我有吃”。葛优有个广告是这么拍的，说“我有吃”，也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连日语这样的拼音文字，它想取消汉字，到现在还非常困难，而且很多人认为汉字太精确了，一个字里全部表达了，如果用拼音文字它要用四五个、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字母。
孟华：人们在谈到汉文化的字本位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汉字里还没有音本位的东西。实际上刚才你谈白居易的时候，他也有音本位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汉民族文化是字本位的，是和西方相比它是字本位的，但是作为它自己的内部系统，它还是字本位和言本位两个系统一起在起作用，这是汉字适应现代化的一面。你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它对外国文化的吸收。
王蒙：而且它开始调整自己，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但是它基本的特色还在，绝对消灭不了，门儿也没有。
孟华：这是“中体西用”。你说的“汉字文化的复兴”，我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说是简单的要回到古代的文言状态，而主要是强调五四以来过分的贬低汉字，而过分的强调音的形象。现在需要一种平衡，既要适应变化，同时又要保护文字传统。
王蒙：需要一种双赢，不是说强调了对文言文还很热爱，就是要抗拒现代化，不是这样的，或是抗拒学外语。有些媒体就炒作，说是王蒙整天说是要展开汉语保卫战，这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在咱们校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就说辜鸿铭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到，钱钟书能做到的，林语堂能做到的，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到。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中国人脑子的内存，和灵气儿、速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对花大功夫学外语我一点都不反感，但反过来说你如果中文学不好，我可以骂你。至于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日语，应该学！为什么不学？那些外语最好的中文都非常好，母语不好的人能学好外语吗？钱钟书中文不好？林语堂中文不好？季羡林中文不好？
孟华：这可能就是汉字文化的辩证观，一种两面性态度。
王蒙：汉字本身具有机动性，许多话它有弹性。
孟华：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点，要么说是字本位，要么说是音本位，实际上有人说是“弹性的汉字”、“弹性的语法”，有传统的一面，有适应现代化的一面。这样说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全面。
（文字记录整理：侯霞）
孙中山与革命知识分子
？ 霍红伟
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毛泽东说：“资产阶级革命，正规的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孙中山先生第一个举起了武装反清的旗帜，领导革命者建立一个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制国家，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但既为先驱，则知音难觅，孤独与寂寞中的独行亦是难免，荒原中的呐喊虽可唤醒铁屋中酣睡的国人，得到的却是误解多于同情、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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