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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清代八股文-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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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考试程序、制度,照现在说法:地区级、省级、国家级考试情况之后,再大体介绍一下这三方的概况,在全面理解清代八股文和考试制度上是有帮助的。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所谓王谢门第,高不可攀。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样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从国家的角度讲,才能真正遴选出聪明才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奔竞的目标。纵使寒家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不然,纵使富贵之家,子弟不肖,便也日渐没落。在客观上,也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但是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机会也不是平等的。有竞争,便有胜利者、失败者、幸运者、倒霉者……而竞争者本身,条件也各不相同,有聪明、有平庸、有愚鲁、有努力、有懒惰、有健康、有疾病、有遇到名师的、有求教无门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戏剧、小说中这样的角色太多了,且不说,就是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
  清初大诗人王渔洋:顺治七年十七岁,童子试进学成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连登中第六名举人;顺治九年十九岁,会试报罢落第归。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中试,因故未殿试。顺治十五年,补殿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这自然是他晚年的图章,从中也可见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试途径上的坎坷与执著,以及重视科名的欣慰。他为了凑四个“庚”字,把他咸丰末到北京入资为郎,捐户部郎中衔的年分说成“明经”,其实明经是汉、唐的科甲名称,清代是无这一官方名称的。只能说“老秀才”为明经,他十年秀才仍未中举,因而自称明经了。
  近人南通张謇十六岁进学为秀才,到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已三十三岁,光绪二十年中状元,已四十二岁。由秀才到举人,用了十七年;由举人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后也二十六年。这中间也是经过十次以上乡、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得中状元的。比起那些连中的(即春天进学作了秀才,当年秋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点翰林),或经过一两次乡、会试落第接着便考中的人就艰难多了。
  不过像李慈铭、张謇这一类的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总算还中了进士、状元。而有的人则更不走运,进了学,成了秀才,却考不中举人,甚至考几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据《淄川县志》记载:“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闰章,顺治己丑进士,曾提督山东学政。康熙己未,又举博学宏词,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说来年青时八股文写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考了一辈子举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岁时才援例补了贡生。另一位著名诗人黄仲则,《两当轩诗集》的作者,乾隆三十年十七岁时进学成为秀才,常州府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三千人当中,以第一名进学。可是以后在江宁乡试三次,在顺天乡试三次,直到卅二岁时,尚未考中举人,卅五岁时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岁时学写八股文全篇,十六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进学;二十五岁开始考举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岁时才中举。卅九岁才首次参加会试考进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岁,才会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艰苦的。
  书读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写不通的,考不中,自然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八股文写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却也在科举考试途中,坎坷终生,有的老来勉强一第,有的到老还是一个诸生(即秀才,写履历出身均写诸生),甚至是个白丁,一点功名也没有。这种人自然是极少数,但也使社会上同情,所谓“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这样便将其原因都归罪到八股上去了。简单地说:八股文科举考试,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这自然也是实际情况。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用现在的高考来作比较,那科举考试的命中率比现在高考要困难的多。也不妨简单介绍之。先说考秀才。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如陕西延安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浙江绍兴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额。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如黄仲则在常州府考秀才时就有三千童生参加,这样竞争就十分剧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有时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但名义上也是秀才,可以维持住边远地区的文化结构,形成读书影响。有利于行政管理,社会安定。这种形式维持着,间或也会涌现出特殊人材,中举、中进士,反过来又影响其本乡文化,促使别人学习上进。所以清代纵使极边府县,在各个时期,总有一些读书人。会试各科,也总有边远省份的人被取中。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便已名落孙山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所以叫“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又说“临考一时运”,把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了。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文苑传》有传。文云:
  “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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