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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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现先将这些难点，作一概括的说明，以后再结合各节细述之。这样难的考试特定文体，其产生基础及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但有两点，现代人回顾历史事物，必须在认识上很好思维一下：一是如何学会写这样繁难的八股文；二是学会写八股文对学习者说来有什么用？这是两个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眼光去认识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答复。不然，我们虽然读历史书，谈历史人物，而对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文化历史，在认识上总是模糊的，正像王国维讲词的境界一样，总是“隔”着一层的。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八股文”远的不说，单从清代说起，从顺治初年算到光绪末年，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已二百五十来年。如再往前算，算到明代十四世纪末，那再加二百来年，就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但是持续了这么长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是官方特定的文体，它的产生历史并不十分明确，并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出是那朝那代那年那月颁布的命令，制定的形式。但到清代，那已经是很完整、固定的形式了。自然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
有人说：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而且规定《易经》、《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即《春秋》三传）及《孝经》、《论语》、《老子》诸书，随考生所习，考试时，出题若干，写出注疏。当时手写纸幅叫“帖”，所以叫“括帖”，又叫“帖经”。意思就是手写经书注疏的帖子。或用帖子写经书注疏。这只是从八股文考试内容范围而言有些关系，但“帖经”本身不是成篇的文章，所以不能作为“八股文”的原始形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以“经义”试士，学子考试以《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就是宋时的“经义”。这已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但还不同于专就《四书》命题的八股文，只不过已是写文，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因此人们说到最早的八股文，从元代延祐年间，即十四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其时还只是出题限制在《四子书》中，行文仿宋经义。严格的对仗排比，八股形式尚未完成。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日趋严格完备，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十五世纪中期，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公元一四五七年复辟后年号，共八年）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