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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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忠恕违道不远。”
“丕显哉，文王谟；正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这些题目，就与前举《曲园课孙草》中各文题目不相同，复杂多了，内容深多了。对作者的思维要求、知识深广度，也都要复杂的多，高深的多。因而可以理解到，八股文虽然出题的范围，只是一部《四书》，而一部《四书》就其内容讲，却是包罗万象的。用现代话说，是中国文化从无到有第一阶段发展的总结性文献。内容包孕哲学、教育、政治、经济、伦理、历史、地理、生活、艺术等等各方面的议论、材料，因而以之命题作文，虽然形式上都是八股文，而内容上就可能千变万化了。不只简单与复杂有差别、一句话的简单小题和全章书、连章书的繁简程度不一样。即内容具体表现上也大不一样，有纯说理的、论哲理、论政治、论教育……也有评价历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孔子、孟子时代以前的、及其当时的。如前引《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不就二题都应该写成史论式的八股文吗？而且高手写八股文，照样可以写成慷慨激昂或回肠荡气的抒情文字，在八股文名著中，这种例子也不少，在此先不举例。
就《四书》内容、词句命题的八股文，虽然题目涉及到的学术范围很广，但写八股文之手法总以议论、叙述为主，又以朱熹注解为依据。刘熙载《艺概》中说：
“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诠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合多开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具有之。”
所谓一本注释，就是指“朱注”，二本“古文”，就是以唐宋古文笔法，在以朱注解经之后，并发挥自己之意见，所以叫夹叙夹议，叙是注释，议是发挥。所以他后面又说：
“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
另外八股文的要求，所谓代圣人立言是很重要的。如前举《女与回也孰愈》一文，其入口气代圣人立言的表现，看的十分明白。自“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以下，便全是孔子说话的口吻，而且似乎是反复教导子贡，其中无作者自己的话语，自然实际也是作者拟作，而语气表现却是孔子，因之叫“入口气”，叫“代圣人立言”。但也有的题目不是孔子的话，或不完全是孔子的语气。那如何办呢？也必须以朱注宣扬孔孟思想为主，这也是代圣人立言。叙、议是表现手法，而都离不开“经”。这是根本的根本。
以上所说尊题、熟练、内容安排、表现手法、叙、议根本等等八股文写作方法，实际都是很原则、很肤浅的一些皮毛。照前人细致地讲起来，什么“理、法、辞、气”什么“炼字”、“炼句”，什么“局势”、“柱法”、“句调”，什么“不散神”、“不破气”……凡此种种，那就更无穷无尽了。制义源远流长，八股文作法早在元代就有人讲究了。刘熙载《艺概》引元倪士毅所作《作义要诀》道：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这三点其实已说到八股文作法的本质上。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刘熙载在引文后却又加一派“大道理”的按语道：
“余谓第一、第三俱要包于第二之中，圣人瞻言百里，识经旨则一切摄入矣。”
这就是把“圣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点“识得道理透彻”，即思维严格训练、思路清楚这一内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点历史知识、史识史断等渊博知识的重要性，而认为“识经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论述的客观性，而是故作高调、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现在人发表意见时，亦常常作此论调，所说内容虽不同，而调门却是一致的。不禁哑然失笑。这不但不符合别人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观实际，他的《艺概》一书，前面《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等数种，无不道理通达，见解扼要，真可说是艺海宝筏，足以启迪艺事疑航，顺登彼岸。没有通达思路，渊博学识又如何能写得出，岂止是“识经旨”一点便可全能的呢？
总之，一切谈诗文作法的书或文章，谈来谈去，也只能谈一些极原则的东西，只靠谈方法，纵然谈的再细致，再具体，也学不好所谈的诗或文。也写不出所谈的好作品，因为写作的窍门，主要还在于读书和实践，主要还在于读和写。如具体到“八股文”，从前人讲八股的书及所见八股文来谈，其学会写和写好的过程，大概不外四个字：即“熟”、“练”、“开”、“会”四点。“熟”是书熟、笔熟，“练”是练思维、练技巧。“开”是开展读书领域、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要读。“会”则是心领神会，思维方法的进一步提高，一通百通，进一步通达。初学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题，要求不太高，只限于一部《四书》出题，“五经”，读熟即可。等到乡试、会试要求更高，则不仅限于经书，就要读史、读集部古文，以及诸子百家。刘熙载《艺概》最后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句：“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说明要“知经”，就不能只读经，而要读史、读子，博览群书才可。再有思维锻炼的心领神会，不断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维规迹的关键。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谈》中汪钝翁（名琬）的话说作不好诗主要是不会作“八股文”的关系，认为“时文虽无关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训练思路，锻炼思维的关键。汪琬的见解，可以说是说在要害上，是知其当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话。如说八股文作法，这是一切的前提了。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本书书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继承明代而来的。清初进关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开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旧制。这时虽然政权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还是明代的。经历顺治、康熙初年之后，清代八股文从法定体制上，到各种形式及作者文风上，逐渐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与明代八股文比较，自有其独特的地方，但从文风上比较，在今天说来，比较难以理解，只能从表面上说些特征。
一是由顺治二年开始，即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定为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这当然是为了考试需要，因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所以要限制字数，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规定。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给参试者以较大字数上的自由，这样写起来较为方便。《制义丛话》中总结说：“长短得中，至今遵守，间不可易之定式也。”这一字数限制，大概到废八股文时，也还执行着。至于前选袁昶文，篇幅过长，那是特殊例子，或因系拟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场限制，随意写长，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制义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又作总结性的发挥，词句较多，可抒发作者见解。清代八股没有“大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祖父《书香堂笔记》并加按语补充道：
“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本朝陆清献亦尝论大结之不可无，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随题可以缀入。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后因文日加长，此调渐废，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忽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驳：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其议遂寝，至今遵守。”
所说陆清献，是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为著名清廉官，学宗朱子。因反对捐官被夺职。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学者。乾隆元年，特追谥“清献”。主张应有“借题立论”之大结。此处称其“谥号”，故曰“陆清献”，其实他官并不大。编修杨述曾字企三，江南阳湖人，乾隆七年壬戌进士。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是康熙后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汉大臣。雍正临终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奏驳“用大结断不可行”时，已七十多岁。按“大结”之争议，亦因利弊着眼点各不同。主张有“大结”的人，以八股文是据《四书》命题，只强调代圣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气，那汉、唐以后的史事、各种观点就无人说起，不能借题立论，就不能表现作者对汉唐以后各盛世的知识，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见解。而反对有“大结”的人，则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结”内容通节，如与考试官、阅卷官约好在“大结”中汉代文、景之治史实、或贞观之治史论以及其他具体汉、唐种种故事，这样作为暗号，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悬为禁令，不能再用大结。再有满洲入主中华，处处防止文人在诗文言论上用正面或侧面的种种讽刺语言来反对，所以大兴文字狱，用各种办法压制言论。科场科试制度极严，也数为科场案兴大狱。因此在八股文考试上，也限制极严，把内容也严格局限在入孔、孟圣人口气、“代圣人立言”上，决不允许考生发挥自己议论，借题发挥说其他话，那就更不允许。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丢脑袋了。
梁章钜本人意见如何呢？他是主张有“大结”的。但他不正面表态，却引唐彪（字翼修）《读书作文谱》中的话来代替他说话。唐文先讲有人评文谓某文后幅“圣人口气未完，不当入子游口气”等等是误解了作者。接着说《左传》、《史记》等书篇末多有断语。又说皇上经筵讲书，“每讲一书毕，必证以三代以后事，或证以当日时事，以为实据。令人主知书与事合一之理，庶几不至书自书，事自事也。”最后总结说：
“宋时王安石经艺体裁，后幅必入实事作证，如此为文，方显得士人实学。夫制艺为排偶词章，称为帖括也久矣。后幅略入学人口气，以为证据，犹能使学人留心实学，考究经史。且前半破承以断语起，后竟不能以断语相应，有头无尾，成何体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顺口气到底，今无学者得以文其空疏浅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体裁，且使学人竟不必多读书矣。国家用人，亦何贵此无实学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后，又加按语说：“按唐氏此文显与功令相违，而其理则甚足。唐氏所辑《读书作文谱》，全书皆不免兔园册陋习。惟此条典实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显然梁氏虽然说他违功令，却十分同意他的意见，赞赏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园册子”是鄙视世俗八股文书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刘岳传》嘲笑冯道的故事，即乡间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诵之书。明清鄙视闱墨八股文等选本，常用“高头讲章”、“兔园册子”等词语。
三是所谓“临文不讳”，就是在考场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不管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这在明代情况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说。而在清代，却是下了上谕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云：
“《四书》、‘五经’，皆圣人讲理明道之书，贯始彻终，无非精意。近见乡会试，俱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构幸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今后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庶难预作揣摩。实学自出，钦此。”
这是因为《四书》中不吉利的话是很多的，如《论语》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里仁》。“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见《雍也》。“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表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见《子罕》。《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