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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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由于困难的政治情况，陈独秀避免直接的政治评论。他宣称这个杂志的目的是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发动政治批评”〔11〕。明白了当时文化界的大环境可知，陈独秀有关《青年杂志》编辑思想的表白，除了有远离政治迫害的用意以外，还明显受了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主张的影响。所以说，陈独秀的办刊思想并非一下子成型的，应当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这是无庸讳言的。
　　而陈独秀对待宗教的态度很复杂：他一方面认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宣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12〕；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的力量大”。同时他还对自己反宗教的态度进行了检讨：“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13〕在众多宗教形态中，陈独秀对基督教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在答复《新青年》的一位读者时甚至说：“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须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事实如此，望迂腐勿惊疑吾言。”〔14〕陈独秀所说的基督教的“利益社会”，除了有“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的作用以外，陈独秀尤为看重的是“耶稣人格”的巨大感召力。他十分敬仰“耶稣的人格”：“（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沉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中救起。”同时，又说：“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15〕陈独秀认为耶稣的人格、情感是基督教的精华所在，这种人格力量与他竭力主张的科学精神并不矛盾，断言科学无论怎么发达，这种精神是不会泯灭的。尽管在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撰文《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对基督教提出了种种质疑，但他仍然肯定了基督教的博爱和牺牲精神。陈独秀对基督人格的肯定乃至提倡，其目的都明显带有基督教“人格救国”的烙印。
　　注释：
　　〔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2〕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3〕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4〕王正廷：《学生世界》，1923年7月。
　　〔5〕姚崧龄：《亦儒亦耶之谢洪赉》，载《传记文学》二十二卷四期。
　　〔6〕谢扶雅：《纪念谢洪赉百年冥寿》，载《生之回味——谢扶雅耆年文集》，（香港）道声1979年版，第165页。
　　〔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5年版，第96页。
　　〔8〕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9〕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10〕袁访赉：《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版，第48～56页。
　　〔1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1～62页。
　　〔12〕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1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14〕“通信”栏，《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15〕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

　　
　　？　于继增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日本、美国等海外的沈从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断，并对沈从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的著述直接促进了内地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贡献，仅仅表现在现代文学这一段。他没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样继续从事创作，而是在建国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永远地退出了文坛，这是为什么？在他折断翅膀的前前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永远的湘西
　　从时间上看，沈从文的确从建国前夕便退出了文坛。但倘若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创作道路和他的心路历程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势头正旺盛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这种情绪始终伴随着他。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这种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样做却带来一个问题：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民苦难等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沈从文却在那里起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我们通过他的身世、自传就能知道，他的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严格说来，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每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沈从文越与众不同，就越招来非议。鲁迅曾说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第三种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贺玉波的《沈从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从文的〈贵生〉》等文章，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被列为批判对象；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种种非议。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对接踵而来的争论和批评，他感到茫然和疲惫了。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1〕他就是怀着这样惶惑的心情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说：“离开昆明后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写信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有点寂寞，偶尔也发牢骚，我看到他倒又站起来……”〔2〕作为沈从文的知己，巴金的回忆还是实事求是的。特别是到后来，沈从文明显地感到了时代的变革对他创作的冲击，“搁笔”的念头也随之产生。当他主持《益世报》文学周刊时，1948年12月7日在给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的“搁笔”，固然是因为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但他二三十年来对时代主潮似乎从来没有“适应”过。这种差距始终伴随着他。而湘西之梦又时刻催动着他，因此他不断地写作，也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在批评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永远的湘西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困惑不已。这种心理一直缠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孱弱的神经。
　　永远的告别
　　遭到致命打击、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后来对他的一次严厉批判。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实际上也预示了整整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
　　几乎在沈从文做出预测的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同期的《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原来，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就写过一篇散文《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刊》上。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故居的“古朴”和熊“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
　　接踵而来的是，1949年3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