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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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春，林白水与妹妹林宗素赴日本留学，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苏曼殊等。这年夏天，他和黄兴一起回到上海。正值“《苏报》案”之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报》，执意邀请他加入，林白水欣然应聘。可惜这份报纸因内讧而夭折于摇篮之中。同年12月15日，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更名为《警钟日报》），林白水具有白话文写作方面的长足优势。报上几乎所有的白话文都由他操刀执笔，但多不署名。同年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中国白话报》，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当时，报刊不分家，有的名为“报”，实为刊，《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一期，后为十天一期，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迅速递增至上千份。几乎所有栏目都是由林白水一人包打包唱，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大力鼓吹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目中，他就决意给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一点颜色瞧瞧：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
　　试想，这种倡导民主、专与贪官污吏唱对台戏的文字，怎能不开罪各方神魔，令他们腐心切齿？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顶多折断一杆生锈的长矛，林白水则是公开叫板，挑战官吏鱼肉百姓的淫威，他若没有拼命三郎匹马单枪冲锋陷阵的狠劲，恐怕下笔一字都难。
　　1904年2月16日，林白水在第七期“论说”栏目发表《国民的意见》。文中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百年前，林白水就在蒙昧至极的中国以大白话诉求“纳税人的权利”，普通读者的观念自然受到颠覆，觉得不可思议。
　　林白水在十七、十八期“论说”栏目连载了《论刺客之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了一些热血志士的行动指南。1905年9月24日，吴樾怀揣土制炸弹，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考察宪政的清廷五大臣，当场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此前，他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中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特别提到《中国白话报》对他的指导作用。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即言之凿凿：“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入手。”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林白水是吴樾从未谋面的精神导师。
　　1904年10月8日，《中国白话报》创刊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寿命不可谓不短，但它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杀的一笔。林白水对文言八股不屑一顾，他完全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单是新闻标题就弄出不少诙谐趣味来，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个个浅白而生动。新闻的生命力源于真实，而真实最容易触及时讳，惹官僚大老爷横眉瞪目，拍桌摔瓷。那时候，一方面是国土被占领，妇女遭奸淫，财富被劫掠，无辜遭杀戮，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纸醉金迷，捧坤伶，吃花酒，寻欢作乐，看不过眼的人多，愤世嫉俗的人多，但像林白水那样痛加针砭的人则不多。在新闻体裁上，林白水较早使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样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时评辛辣尖刻，冷峭凌厉，大开大阖，够狠够野，或刀刀吃肉，或绵里藏针，专寻对方的命穴加以痛击。因为他从不认为处士横议有何不妥，自然也不会将点到为止视为绅士风度。
　　1904年11月，清王朝上上下下罔顾国库空虚，国事蜩螗，竟然罄其财力穷奢极侈地筹办“万寿庆典”，为七十岁的慈禧太后祝贺寿辰。林白水义愤填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撰成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上公之于世：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章太炎也写过一副内容大致相当的讽刺联，与林白水的讽刺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这两副对联流传甚广，给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增色”不少。
　　1905年7月底，林白水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称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1907年初，他回到上海，以鬻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登林白水的文章为荣。他曾殚思竭虑撰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给了他一千元银票的稿酬。他将这笔款项全部汇给赵声、柏文蔚，赞助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译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六本小册子，介绍西方古代和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记事简明，议论正大，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推荐为“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总共发行了十三版，其中《大彼得》更是发行十九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归国。辛亥革命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他主持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在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林白水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投身袁世凯幕府，效命三秋。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会”，薛大可主编的《亚细亚报》发表了他的不少文章，至于撰表纪、写劝进书，这些脏活他全都干过，袁世凯论功行赏，林白水得了个参政院的空头参政，徒有虚名，并无实际。三年在朝，林白水看够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和尔虞我诈，官场的黑暗腐败使他心生厌恶，遂决意告别政坛，重操旧业。
　　1916年夏秋之交，林白水辞去参政员，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办报资金大部分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的资助，寄人篱下，受人庇护，其滋味可想而知。最令他难受的是，讲真话多有顾忌，还得七折八扣。然而，即便《公言报》不得不替安福系遮羞护短，但林白水仍会时不时地显露真性情，越轨出格时或有之。他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讽刺联，见者莫不拍案叫绝。段派人物挨骂，个个恨得牙痒痒的。林白水的那支笔有时候竟会变成魔棒，使段祺瑞感到难堪。1917年春，林白水独家披露了政客陈锦涛暗中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以及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内幕，京津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几年后，林白水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重提旧事——《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位阁员，举发两件赃案，林白水被同行称为“新闻界的刽子手”，其自豪之情无法自抑：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派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17年的北京政坛只见走马灯似的换将，清廷遗老和民国新贵大有个个染指、人人分羹之热闹。对此动荡不安的政局，林白水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指出：“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同年7月22日，他发表时评《印之蒙尘》，讽刺意味更其辛辣。他逮住官印屡刻屡失、屡失屡刻的怪现象，对民国政坛的连轴荒诞剧嗤之以鼻，“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安适，宁非妄欤吁”，摆明了他对民国政府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同年夏天，张勋复辟梦破灭刚及一旬，北京政府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为前清朝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段祺瑞、徐世昌这两位前清旧臣显然做下手脚，不肯惩治封建余孽，以表明他们宽大为怀、宅心仁厚。林白水目光如电，当然看得出其中暗藏猫腻，他援笔撰成时评《便宜不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溥仪、张勋和康有为等人，与权贵们大唱反调，赢得了知识阶层和闾巷读者的一致喝彩。值得一提的还有，林白水的时评直接干预民国政府对封疆大吏的任命，居然能够成功。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揭穿即将荣赴福建履新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彻底打破了许某的省长梦。此后，林白水还撰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刺骨的时评。这些文章既见忌于徐树铮（《公言报》的资助者），又为林纾（林白水的同乡、旧同事、徐树铮的恩师，正是他向徐推荐林主持《公言报》的笔政）所不满。因此，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越来越大，便惟有离开《公言报》一条路可行了。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创办《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的口号。当时，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军阀政府同样懂得如何掌控舆论。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一百二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至少可得津贴三百元。该拿的钱照拿，该骂的人照骂，林白水又岂是区区三百元津贴就可以收买的软骨报人？
　　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知根知底。赖光临在其著作《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论及林白水的斗争策略，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决不恭维。”要使林白水大发慈悲，高抬贵笔，连财神爷都不够格，他绝对是“一个也不饶恕”。权贵们既怕他，又恨他，还想笼络他。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忆及民国十年左右的报业，称财政部要给《新社会报》“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这就叫化财消灾。可是林白水并不是那号拿了别人的钱手软、吃了别人的饭嘴软的角色。1922年2月，《新社会报》独家披露吴佩孚挪用盐业公债的黑幕，因此惹火烧身，被警察厅勒令停刊。
　　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凤凰涅槃，横空出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示所以自刑也。”林白水从此扮演着超级斗士的角色，踏上了漫漫不归路。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谄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愤然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