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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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
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
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後，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
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荫麟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仅三十七岁。然则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
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贺（二十七岁卒），“诗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时有徐志摩（三十四岁卒），“情圣”
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难道，诗人天生具有名誉优势，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後萧条？是又不然。陈寅恪是史家，尝赋“共
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荫麟揄扬甚至。陈氏著作之专门难读远甚于荫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学界内外人士
谈及陈氏无不眉飞色舞，闻荫麟之名，则多茫然。又如钱穆，亦是史家，尝谓“中国新史学之大业”，当由荫麟完成；
然钱氏之名历久弥彰，荫麟湮没如故。或又有说，谓荫麟不善交际，生前身後无人为之“炒作”？然按诸事实，我们却
发现荫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诸人，犹有吴宓、王芸生、吴晗、贺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或师或友，
生前互相切磋，死後皆作诗文悼念，登诸报刊，历历可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显晦判然有如是者？窃谓原因
有二：一、荫麟一生著述，以论文为主，除了一部《中国史纲》（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叙事仅至东汉），别无专著，
以此，虽生前师友对他赞许有加，後世学者却不便对其人其学进行深入研讨，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一、因教龄太短（合
计不过六年），转校频繁（十年内先後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荫麟之门人弟子数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携亦嫌不够，以
此，虽日後不无成就，然对荫麟铭恩致谢之程度、力度，必较其他授业师为薄。後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见张氏弟子追忆
师门之作，不过李埏、徐规、管佩韦、张效乾四人而已，衡诸他氏弟子以其师从教（或诞辰）若干周年为名，大开研讨
会，大编论文专刊乃至出版“全集”、“画传”的盛大规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荫麟之默默无闻不亦宜乎？
但是，荫麟终教人难忘。今年初夏，一本後人编选的荫麟文集——《素痴集》（素痴为荫麟自号，编者误以为笔名），
便作为对他诞辰百年的纪念，应时面世。荫麟以史学名家，《素痴集》所选文章却以书（文）评及政论为主。编者之意，
盖以其重要论文业已辑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湾九思版，1977年），其惟一专著《中国
史纲》亦经辽教、上古、商务三社先後再版，故扬长避短，大力搜罗荫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截取前列二书
中“明白晓畅之片段”，合编成集。对于不是专业历史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初步了解荫麟的好途径。
荫麟写了一系列对话体文章，讨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时机与形式等问题。对于被统
治者，他说：“革命诚然少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
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
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对于统治者，则云：“当你领导人们走过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
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第77…8页）。理性的史家，
立言固应如此，然自当事双方看来，则左派朋友必目之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为“赤化”。或鉴及此，荫麟总结
梁启超“在政论上的悲剧”，乃谓：“他对于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点悯世心，使他无
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
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
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
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
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
（第80页）。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
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
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第89页）
前後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後者论人，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
然而，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
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
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
（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酸馒头渣’），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
分左右”（第84…5页）。他人作何观感且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
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
识”（第95页）。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第97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
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第99…107页）。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
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幾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但是，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
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
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
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
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
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
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後，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
于荫麟死後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幾分开明的特性，若
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後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
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後，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
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
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
前代截然不同，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
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备，运作更缜密，发展更迅速，迥异于中
古之中国，以故，钱穆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于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个总结。民国肇造，
标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且不论新瓶旧酒、乱紫夺朱的遗憾，经验教训仍需总结，于是，数十
年间，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于前代，其中佼佼者，则有邓之诚、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诸人。兹请介绍吕思
勉所撰《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1884…1957 ），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话本国史》，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通史。
吕思勉的一生，可以四个字概括，曰：埋头读书。他以史学名家，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史书。他的门人杨宽（战国史名
家，新近辞世）尝说他“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然据其自述，则不然。实际情况应是，二十四史中，《史
记》、《汉书》、《三国志》读过四遍，《後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馀
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绝不仅见，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似不
足重。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当时“在史学上称王”（傅斯年语）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
最後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解读”，兴许能别有解会。
顾颉刚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
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
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当代中国史学》）；顾氏此语，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先学走，後学跑。用今
日的话说，叫作尊重常识。但是，常识不常，又是一种常识。即以小儿学走为譬；不难发见，小儿之蹒跚，其实是走跑
兼具，孰为走，孰为跑，并不能截然划分。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他的走，他的跑，全凭长者定义。
更何况，快走，是走还是跑？慢跑，是跑还是走？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小儿成人，回首往迹，到底是先学会走後
学会跑，还是会跑以後才能走得更好，一旦较真，恐怕也是扑朔迷离，难求的解。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
（不妨称为惰性），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後跑的常识，居之不疑。顾氏提倡先作好“完美的断代史”，才能作出“完
美的通史”，即是自上世纪初“史学革命”以至今日的常识，作者读者安于故步，居之不疑。然如前论，常识不常，不
疑处乃有疑焉。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
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
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
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
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
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
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