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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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
（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
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
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
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
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
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
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
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
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
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
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
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
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 ，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
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
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
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
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
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
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
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
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
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
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
“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後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
请您让一让。”货郎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
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道理说不过，老头乃祭起‘挺经’，说：“来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
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
忽觉过意不去，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这条挺经，其实就是《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实战案例。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下水田”）与最初
的方案建议（“您往水田稍让一步”）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的关键环节。
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老头真若下水，货郎必感到良
心不安）。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通过置换谈
判议题的方式——从担子沾水的经济学考量，变成了是否要遵守伦理学的尊老原则，获得成功。
当日，李鸿章给吴永讲了挺经中的第一条，也仅此一条，其他十七条已不可得而知。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
经》的书，此经传承，全靠曾门师弟间的口耳相传——曾、李以外，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间的往来书信经常提
到这两个字。由此可知，今日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版本《挺经》，都是无良书商拼凑出来的“伪书”。不过，这些伪书在
宣传时无不信誓旦旦，保证这是曾文正公的“秘传心法”，很有些“挺”的风味。某产品广告词云：做女人挺好。又有
一产品，云：做男人挺好。伪本《挺经》的广告词则不妨这么写：作伪书，也挺好。
奏折写成请战书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
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藉藉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价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骨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
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骨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
兵将去拯救桑梓？”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
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
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吕贤基一听，
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罢。鸿章回家，
“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
府後，倒头便睡。次日午後，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
听此折的批谕。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
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
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
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作出反应——急切
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
跟我一块去！”
明日，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同行，皇帝制曰：可。
奏折写成请战书，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好满怀心事，跟着吕大人回乡去办团练。八个
月後，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老父病重，脚底抹油，奔庐州；吕贤基独力支撑，被杀，
谥“文节”。
要文斗还要武斗
咸丰八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
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惟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叫他“涤生”（国藩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
不相下，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乃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谓老
弟你莫总是牛气烘烘，非要跟我对着干；而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宗棠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
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其意则云：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论经世济
民之术，你是屁都不懂；下联也嵌进“曾国藩”三个字。但是，这是直呼其名，比起上联“季高”的字呼，极为无礼。
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餐。这顿饭终于不欢而散。
饭桌上口舌争胜是营中常事，更狠的是厅堂上拳脚相交。公馀，众人围坐扯闲谝，扯着扯着，总不免搞搞地域攻击
——今日网络论坛，若人气不旺，只要有人上帖谈谈上海人如何如何、北京人怎样怎样，点击率、回帖量必陡然上升；
与此一个道理——有一次便扯到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既称湘军，在座自以湖南人为多，为安徽辩护的就只有李鸿章，
他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无奈敌方人多势众，渐渐就显出颓势。据网络辩论可知，每届此时，泛泛而谈的地域攻击往往
会演变为问候对方辩友直系亲属的人身攻击。鸿章未能免俗，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作官为“机会点”，开始阴一句阳一
句的反扑。这还了得，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一贯火爆的玉麟二话不说，“遂用老拳”，玉麟个小，不到一米七，一
米八幾的鸿章怎会怕他，“亦施毒手”。于是，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相扭扑地”，斯文尽丧。至于这场架谁打赢了，
暂无史料佐证，据我分析：鸿章身体占优，玉麟格斗技巧娴熟，初一接战，当是两分之势，而旁人必会上前劝架扯间，
最终应算平手。
後来，各位大佬都混成了一品大员，文斗仍不能尽免，激烈程度则有所降减（至少不会当面直呼其名）；武斗则再
未发生，令围观群众如我辈不由得意兴索然，掩卷太息。
横财
同治二年冬，淮军克复苏州後，李鸿章将巡抚办公室从上海搬到苏州，全面接管江苏一省的军政事务。在此之前，
江苏地面的“话事权”由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掌握。梁启超撰《李鸿章传》，曾从军事指挥、政治修养、外交技巧和个人
品德方面，详细比较二李的优劣，最终断定：秀成爱国爱民，德才兼备，是不世出的“真豪杰”；鸿章“不学无术”，
看不清时势，只算一个“寻常英雄”。
李秀成既如此杰出，那么，江苏“沦陷”期间，百姓绅商们在他的管理下过着一种幸福生活——战争年代的幸福生
活往往是相对的——也就可以想见了。当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官方人物，是绝对不愿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如果太平
军占领区的人民并非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官方发动的攻剿将具有何种合法性？如果因为官军的攻剿破坏了敌占区人民
的安定生活，李鸿章们又将如何阐释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李鸿章及其他“光复”将领每打一次胜仗，每复一座城池，
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各种透露出太平天国“德政”的物事，一旦发现，必然掩藏销毁。于是，到了今天，留传下来与太
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文物并不多见，而其中大部分又有赖于当时亲历其事的外国人妥为保藏，出口转内销後方被国人知晓。
鸿章入驻苏州，即发现一块石碑，上刻赞颂太平军及李秀成的文章，文後并有数十个江苏巨家大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