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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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赵寻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当然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得到政治上的辉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他下放武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他被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列入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之一。他从牛棚到干校，饱尝极左政治的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评论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地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右派平反改正，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除汪明已经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以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一九七九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天晚上陈刚就陪我到和平里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吃饭。相隔二十二年后重见，我们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使我们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共事。
李 辉：从七月二日你和汪明的大字报《我们要发言》来看，你们也在声讨右派分子，这是不是想通过表态来过关？当时有什么反响？
杜 高：这张大字报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用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被当作我们的右派丑行编入了批判材料里，成为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一个事例。
五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突变，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批判的一个重点是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中央规定：凡是攻击肃反的，一律划为右派。
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文联大楼里帮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声讨右派的一篇篇檄文。人人争先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现在都紧张起来，而前一向忍气吞声听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磨拳擦掌准备反击了。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张大字报。
李 辉：这批档案中有不少汪明写的交代材料。今天你怎么看待他？
杜 高：汪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也整了他，但他天真地以为什么都说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不仅把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甚至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整理的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多数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在批斗会上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为“小家族”翻案，为此，吴祖光夫妇和一些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
尽管汪明的揭发交代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仍然认为汪明是一个单纯热情的人，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单纯和天真。他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并没有挽救他，他还是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大约在一九六六年我们在团河农场偶然相遇，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我还在教养中。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料到，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没能“回到革命队伍”，一九七六年他死于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
李 辉：请谈谈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这份《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当时填写的过程，你是如何由剧协移交到公安局的？
杜 高：一九五八年二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小家族”的全部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由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了他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算是对我们做了结论。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我预想到对我会处理得比他们重，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也会让我去劳动，但我没想到自此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教生涯。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二十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一九五○年冬，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同我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我们曾一同在敌机的照明弹下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山洞里的烛光下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轰炸中为战士们演戏。汪明从朝鲜回国后，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青年战士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情的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经排演成熟，即将在北京公演。不料此时突然爆发胡风反革命事件，由于汪明和路翎的友谊，他被怀疑为与胡风集团有关联的人物。《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汪明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汪明一直到受了劳动教养的处置，仍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满腔热爱，他没有颓丧的表情，对前途似乎仍很有信心。他在公安局里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汪明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几个月，他悲惨地死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他没有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堆泥土。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诗人公刘从安徽写信告诉我汪明已离世的消息，他说，汪明死后只留下了一个日记本。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一九五七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一九五八年底我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一九六一年到茶淀清河农场，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一九六九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四、 劳教部分
李 辉：我注意到，一九六○年关于你的材料中，你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然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譬如，别人揭发你在大跃进中不让别人多干活等。这是与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当时对大跃进有所看法？
杜 高：一九五八年四月把我送交公安局劳动教养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把我整得精疲力竭，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哪怕流放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也会比在这里轻松些。我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未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折磨一个人和改变一个人，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着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敏锐地感受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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