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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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提出意见。会议的中心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的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代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监送着走出文化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三十二岁。
李 辉：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那个报告之后，你们创作室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 高：从一九五五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张，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几次发言，大家都认为认识肤浅，不能通过。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大肆鼓吹的现实主义，就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了界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六月号发表。
不料，在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发生突变。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纸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李 辉：人们谈到当年的反胡风运动，时常会谈到吕荧在批判大会上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举动。你当时在现场吗？
杜 高：我在现场。那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要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李 辉：在这之后你的处境怎样？你的档案是从这时开始的。
杜 高：从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通知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四十九号院里一间约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位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我还想讲一件小事。这个小院是创作室的宿舍，正房住的是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入冬以后，我看见贾克的爱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皮大衣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一眼认出她穿的是路翎的大衣。在朝鲜前线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哪里去了。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里子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当我又看见这件大衣时，着实吃了一惊。
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还有另一种政治品德和道德风貌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的心情向你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同志。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了政治信仰的纯洁和精神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知道田兵同志为了我而遭受打击的详细情况的。
当我作为暗藏的特务分子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作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严厉驳斥，人们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做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着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一九七九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十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的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一九四二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一九四○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直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 辉：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 高：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四十九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作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 辉：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
杜 高：我被隔离了一年四个月。运动后期，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了，专案组也不来管我了，我就在小屋里自学俄语，阅读俄文报刊。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我才看到了肃反结论，恢复了人身自由。汪明、田庄、陶冶都先我恢复了工作。
李 辉：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份有多少？
杜 高：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一九五五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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