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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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文章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赵丹还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一九六O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终于没拍成。我还看到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九年拍片三十二部，而一九五O年至一九六五年仅拍了八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O年正是赵丹人生的黄金时段，而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一片空白，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O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真有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
赵丹当年发表此文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十月十四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
连很“听话”的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他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赵丹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他才十八岁，已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此后几年间，他接连主演了《时代的女儿》、《到西北去》、《上海二十四小时》、《夜来香》、《清明时节》等一系列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奠定了他的影星地位。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他又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获得广泛好评，被世界影评界公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的代表作。赵丹曾两次入狱：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他抱着理想和幻想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于一九四O年五月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迪化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阳翰笙等设法营救出狱；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遭江青一伙迫害，被非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五年多。
赵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相信说真话的力量。五十年代，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横遭批判。之后的运动，因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会走好运。六十年代初的一次晚会上，赵丹向周总理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张瑞芳听了，为他捏了把汗，劝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别走火”，但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赵丹又对周总理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赵丹病重期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他。他打着吊针说：“文革以来十四年了，粉碎‘四人帮’也已经三年多了，但我还没有拍成一部电影……”此原因何在？赵青轻描淡写说，“如文艺思想未解放、人事关系不好处、合作条件不具备”等等。其实，深层地看，还是体制的问题。赵丹用自己的话说了：“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这使得赵丹晚年不得不独自感叹：“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文章写到这里，有朋友来谈起朱正的反右专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谈到吴祖光其人其事。吴祖光一九五七年当了大右派，因他在一个座谈会上直言，谈了文艺体制、外行领导内行等问题。吴祖光当时还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时间过了二十三年，“文革”结束了，右派平反了，赵丹临终前的遗言，谈的还是吴祖光当年谈的老问题。赵丹遗言中说：“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出来的！”又是十四年后，一九九四年大剧作家曹禺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吴祖光去看他，俩人回忆六十年的创作生涯，感慨万端。吴祖光归来后写了篇广为学界称道的妙文：《掌握自己的命运》（载《读书》1994年第11期），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想，领导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机关，学校都要领导，军队尤其要领导……但是，文学、艺术创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她是艺术品，她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亦可以说，除法律对她的限制之外，广大的读者和观众都是她的领导……”接着，吴祖光又提到了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问题：“屈原等是谁领导的？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关汉卿、汤显祖是谁领导的？”一九五七年至今，四十多年了，问题总是不断地被提出来。
二○○○年是赵丹逝世二十周年。重读赵丹二十年前的临终遗言，自然感慨良多。也许赵丹的话不很中听，但对繁荣文艺应该是有益无害吧。在新世纪曙光即临时，重温它，也是对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最好怀念。
关于写作
？ 刘永学
写作是一种状态。
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每当我打开那台IBM笔记本电脑，将屏幕的底色调成绿色，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一片宁静的原野。我用双手敲击着键盘，用双手代替双脚的行旅，在这片广阔绿地上，开始了一次次神奇的行程。空间、时间在这里都失去了意义，春夏秋冬的时序更不复存在。
北京的祝勇在最近写给我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在写作时会将一张CD插入光驱，让乐声和文字一道从眼前流过。我也在尝试着这种方式。开始播放的是钢琴曲，那一组组清脆的音符像一片流星雨，曳着光芒的尾巴常常缠住我的思绪。再试着放萨克斯曲子，浑厚苍凉的声音像浓重的云层迅速环绕过来，将我那颗颤栗的心包裹的严严实实。最后，我选定了帕尔曼的小提琴曲，舒缓、柔曼的节奏，清丽、透明的音色像从地层深处缓缓渗出的泉水，滋润着面前的绿野，我的四周顿时弥漫着青天的气息。此时，我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赤脚奔逐在绿色的大地，伴着脚下溅起的朵朵水花，信手播下心灵的种子。
当然，我不是一个职业写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我也没有既定的目标，就像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随便哪一座荒岭孤庙都可能留下我的形迹。许多年以来，我都是这样漫无边际地走着。有一位从事职业写作的朋友说：“你好似一个懒惰的农夫，懒得甚至不肯弯下腰来拾起那些已有的收获。”
我自有我的道理。中国有句老话叫“入乡随俗”，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坦白地说，我还缺乏甘为异类的勇气。从学校一出来，命运赐给我的就是一块生长文牍的田亩。那么，我的主业当然是种好它。种不好，就会丢掉自己的饭碗。就是不从事业上去想，单论吃饭问题，也能充分证明我工作的现实意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我勤奋地劳作着，像一个本份的农民，守着分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长年过着自得其乐的日子。
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比如说散文、小说等等，在我所处的地界中是不能视为正常作物的。倘若你还敢进一步地号称自己是诗人，那么落到头上的桂冠肯定是“怪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还是在不经意之中掉下了一些种子，稀稀拉拉地夹杂在我的那片麦田中。这就是说，与邻人的耕作有了一点区别，有人看见了，就说我的地里长出了一些稗子。他们没有说错。严格地考察，在单一耕作的方式下，一丘良田生长的应该是优质而统一的品种，在大家都没有间作习惯的时候，你的地里竟长出其它植物，给它定义为稗子的确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不过，人们对我还是宽容的。对我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丝毫意义的劳作报以淡淡的一笑。对此，我感到十分满足。尽管我知道有的笑容里藏着轻蔑的意思，但只要没有人开着推土机将我的自留地一股脑地铲去，我就感到万分庆幸了。至于别人的脸色，就像你左右不了的天气一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好了。
于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这台深黑色的电脑前，我随心所欲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十指敲击着键盘，在过于沉闷的生活中响起属于自己的足音。还是那句话，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寻找什么主题和意义，更没有指望自己的收成会喂饱别人的肚子。我总觉得，自己启动的是一架摄像机，回录的是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那些零碎的片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既然存在于这个历史当中，就不能说与历史完全无关，从这个角度透视，我所做的事就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
在我疲劳的时候，便会将一张VCD光盘插进电脑里。我最喜欢的是美国西部片，一个个像模像样的西部牛仔历尽艰辛，在让我透不过气来的磨难中寻找生机。我双眼紧盯着屏幕，在他们身陷绝境的时候，我在�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