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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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一九六○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李　辉：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　高：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　辉：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　高：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白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　辉：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　高：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年老后享受劳保。
　　二、　肃反部分
　　李　辉：八十年代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时候，了解到你与路翎关系接近。那么，你和汪明等人作为小集团揪出来，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还是在全面开始肃反之后？
　　杜　高：对我和汪明的思想批判是和对路翎的批判同时开始的，而“小家族”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则是在肃反运动全面开始之后。
　　我想先从剧本创作室的情况讲起。
　　一九五一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一九五二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一九五三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二十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年纪最轻的一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戏剧工作，一九三九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唱，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
　　李　辉：你和路翎接近，贺敬之也受到过“七月派”影响，与胡风有过交往。我曾访问贺敬之，请他谈过与胡风、周扬的关系。他谈到一九五五年曾因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那么，在发生变故之前，胡风与你们创作室这批年轻人有过什么交往？
　　杜　高：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胡风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喜欢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可以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力的。
　　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成一种“邪教”，胡风派也被当作左翼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危险的派别。
　　一九五四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个大批判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想着自己如何脱胎换骨了。
　　李　辉：路翎当时的情况如何？
　　杜　高：一九五四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的批评也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作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深夜他常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酒。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出声来：“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每当这时候，我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的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去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的会议上，胡风做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李　辉：能否把十二月八日那次会议的现场情况回忆得详细一些？本来前几天还是由胡风、路翎慷慨陈词，但这一天突然间从批判《文艺报》转为批判胡风，颇让人惊讶。局势急转直下，我很想知道当事人的反应。
　　杜　高：我没有想到，在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我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的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彛�先生主编的《文汇报》“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彛�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完晚饭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十九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在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是秉承了中央的意图，绝非袁水拍个人之作，是针对他这位主编的。他一直闭着眼坐在那里，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当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时，他都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