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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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迥的第二位儒学启蒙老师要数景兰江、支剑峰、赵雪斋、卫体善这一流似儒非儒、似商非商的人物。他们比马二要高明一些。他们知道苦读其实是一条最笨拙的道路。世上多少人想通过做八股的道路出人头地，但又有多少人为此雪窗萤火，老死牖下，终身没有得着一顶头巾。中国的官僚选拔制度，一向是荫袭、举荐、考试、捐纳并举的。有个好爸爸的，不费吹灰之力，在娘肚子里就已经预订了一顶乌纱；有个阔爸爸的，只要肯花费，也可以买个官来过瘾，虽说名分不那样好听，官却一样是货真价实的；参加考试固然属于正途，但十考九不中，就算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真正“中”的，也要三生有幸。匡超人若不是县里太爷李本瑛碰巧听见他夜间苦读，因此生出了照顾他的念头，入学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呢！所以，既非有势又非有财且又受不得苦熬的，便别觅他途——当名士。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出了点名声，就有了交接官府的资格。官府交接得多，名声又分外响了起来。既有名声，又有关系，机缘凑巧，当个官儿大有希望。即便当不上正经的官儿，混个幕僚总是可以的。亲信的幕僚作得半个官儿的主，再不济，能同当官的一起喝喝酒、吟吟诗、画张画儿，遇事有个照应，没事借个牌头，比起一般小民也不知舒服到了哪里。名士这条捷径匡超人是从这班朋友处学到的。
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当今多少“大师”“泰斗”，哪个周围没有一群吹鼓手？书还没有出，已有了石破天惊的评论；花钱摆桌酒，请一批哥们儿，便有个“著名画家”出世。诗跨盛唐，文超两汉，学贯中西，德耀古今，廉价的帽子随手奉送，甚至貌赛潘安、颜如宋玉，面若敷粉，唇若涂朱也都没遮拦地堆了上去，全不管这样的出血大甩卖会带来什么后果。
至于自己吹嘘，无外乎三途：一是攀亲摆谱儿，名士头上没有乌纱，便借别人的乌纱。比如在京师住在谁的衙中呀，回乡搭的哪位官老爷的船呀，某某大佬如何器重呀，某某名家如何期许呀，如果再拿出些合影的照片，唱和的诗句，签名的赠书，那就更不得了了。事情的有无不必管，只要敢吹，就能造成影响。世人的观感就是如此：同大佬交往的也是大佬，与名家相识的也是名家；二是贬低别人。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为什么？不把别人挤下去，显不出自己能呀。你看，同是“选家”的卫体善，一听匡超人说到马二先生，立马的反应就是一通臭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要说马二批语如何，因为吴敬梓不曾写到，不敢妄断，要说他专讲杂学则真是冤哉枉也。卫体善还要吟诗作赋，马二是连这些都视为歧途的。但为贬低别人的时候，名士们是从不管事实如何的。卫体善活到今天，骂鲁迅、贬茅盾、嘲巴金、刺老舍决不会比今天的英雄好汉差；三是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比如，一说当今小说不景气，便说等我有时间写一部，破一破文坛的沉寂；一讲到典范的作品，便举出自己的某篇作品当例证；白送人家一张画，就说被某某博物馆珍藏；刚印出一部书，就说已销售一空；善意的批评指为恶意的嫉妒；事实的揭露硬派作别人的造谣。不断地制造轰动，不停地惹事生非，靠这些手段让人们注意自己，以保持所谓“知名度”。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这类花样——第二天必被媒体大炒新闻——都是保持知名度的妙方。华君武有漫画，一人高耸金臀挨板子，口里却说：你越打我越出名，真是深明此中窍要。
匡超人学得真快。一转眼牛布衣问到他选本时，他的口气比卫体善还大了许多：“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这口气简直超前了六七百年，活像今人。而对他的恩人马二先生，他的口吻也一如卫体善般轻薄，或许还有些感念当年襄助的情份，只口气略略舒缓些吧了：“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这也就算匡超人仍存忠厚之处。到了后来炉火纯青之际，你看他对付潘三，这一点忠厚也都荡然无存了。
名士们虽然教会了匡超人如何追名，但他们毕竟处于体制的边沿，对于官场中那些具体的运作是不明底里的。真正要成就一个在那样一种体制中得心应手的“儒生”，还需要另一类教习，这就是潘三。潘三是杭州布政司衙门的刁吏。布政司在明代大致如今日之省一级行政机构。在那个官僚体制下，政府具体的政务是操纵在衙吏的手中的。做吏的，对于权力的实际运作，比官还要门儿清。匡超人跟着潘三，包揽词讼，欺隐钱粮，私和人命，假造文书，强抢寡妇，私刻关防，买嘱枪手，拐带人口，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做下了。有了这一课，匡超人才真正具备了进入官僚体制的全套功夫。没有多久，他便进京准备钻肥缺弄钱去了。匡超人经过了多方教导，也亏了他的悟性，往往青胜于蓝，因此得成“正果”，从此进入了儒林正史，在《儒林外史》中再没有他的故事了。
今天的人们又在起劲地推崇儒学了，好像新的时代不是要建设新的文化似的，好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的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还应当回到以儒学为基础的旧文化似的。有些文章充满着对儒学的动人的怀旧心情。其实，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同样充满着这种动人的怀旧心情，但他不想回避严酷的事实：尽管孔夫子的地位越抬越高，但那只是嘴巴上的功夫，为要进入官僚体制的上层，“儒生”们实际需要的是另一种训练——匡超人式的训练。经过这样训练的“儒生”，才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能进入儒家社会的精英阶层。孔夫子的儒学早已死了，活着的只是它的躯壳，灵魂则是别样的东西。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的背离，造就了匡超人式的儒生，而匡超人式儒生的普遍化，就是儒学社会索命的阎王。这前景，吴敬梓已经看到了，这是他高明——比某些今儒还要高明——的地方。
人文学科亲近社会的范例
——评《剑桥插图考古史》
？ 郭小凌
傅光中
自从阿克敦爵士于二十世纪初主编的《剑桥近代史》问世以来，“剑桥”就成了国际史学界的著名品牌。随后出版的冠以“剑桥”品牌的世界断代史、地区史或国别史无不跻身学术精品之列，被全球知识界列入有关专题的主要参考书目。但以往的剑桥版史学图书也有过于专业的局限，书中充斥着繁琐的考据、引证，到处是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符号和图表，加之篇幅浩大，即使是专业人员，读完或读懂全书亦非易事。所以这类史书通常只能在象牙塔里流行，或是摆放在附庸风雅者的书架上，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也就大打折扣。
史学的专业化、概念化是以丧失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文学审美和常人之学为代价的，这就使专业化的史学始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如何像前专业化时期的史学家那样，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读者或公众保持血肉的联系。实际上，没有通畅的社会联系和公众的理解支持，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都不可能拥有持久的活力。所以，任何学科都需要承担或者说必须承担向社会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责任，将本学科的价值及其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各种新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转达给社会公众。这种“科普”活动不仅是一种单向的人文关怀，而且还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鉴于学术著作通俗化的重要意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剑桥大学出版社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出版战略，一方面继续出版面向专业人士的高品位的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开始了学术著作通俗化的战略。“剑桥插图史系列”便是学术著作通俗化战略的具体体现。“剑桥插图史系列”的出版，很快引起了我国出版界的关注，已在考古学普及方面做出了一些抢眼成绩（如出版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上下集）、《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以过人的眼光和魄力迅速购买了该系列中的《剑桥插图考古史》、《剑桥插图中国史》和《剑桥插图天文史》的中文版权。已经获得的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证明，《剑桥插图考古史》的引进是成功的。
《剑桥插图考古史》编年的上限始于一五○○年即考古学的发轫，下限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国际考古学界正在争论的问题，并对考古学的发展趋向做了展望。其空间范围覆盖整个地球表面，而且反映世界各个地区的内容相对均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和人们所知甚少的事物之间，在考古学的一些伟大突破和有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或发现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所以正如该书作者所言，该书是“第一部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对考古学的发展进行考察的书”。
尽管《剑桥插图考古史》的作者都是西方考古学界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他们都能放下架子，避免了艰涩、枯燥的专业术语、统计数据、图表和莫测高深的长篇大论，以通俗可读的文字、具体的人和事及精心挑选的图片来表现考古的历史过程，因而就使该书的读者面十分宽泛。除了专业人员，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而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储备的一般读者也能顺利理解图书内涵。
《剑桥插图考古史》依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安排书文顺序。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学的缓慢进步：从早期古物收集者们盲人瞎马般的摸索，到当前高技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博学家时代，到高度�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