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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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在转轨过程中由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后演化而成的官僚资本与裙带资本，也直接是由资本集团与权力集团之间勾结的产物，而且主子是权力集团。因此，反对这种资本统治，自然也就是反对其后的主子。
　　我自己一向认为，中国问题十分复杂。既有前现代问题，也有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最严重的是由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双方不但不应该相互攻讦，相反应该寻求共识。
　　然而，话还是要说回来。知识集团与劳动集团因为处境的不同，面临的问题的紧迫程度也不相同。如果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对于知识集团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地位或受人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对于劳动集团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是生理上的需要与安全上的需要。对于前者，言论的空间有多大很重要，而对于后者，他们的生存处境是沉船、火灾、矿井爆炸、骨瘦如柴每天上班二十小时的女童工、被当成猪猡的打工仔、被苛捐杂税逼得拆房离土的乡下农民……而这些我们身边具体的恶绝不仅仅是前现代问题。还是那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这样的现象在这样的第三世界，“是资本主义创业初期那些规律还在残酷无情地起支配作用，决不下于最初的工业化阶段的阴暗年代”，活生生地展现出了“资本主义在人道方面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对人的奴役并没有消除”。
　　前者与后者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前者无论如何在中国仍然属于强势集团中一员，而后者在中国正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知识集团中的思想型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责任感，站出来为基本丧失话语权力的劳动集团说说话，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切》剧在这方面是一种尝试。
　　（九）再有一种声音：《切》剧所言贫穷与富裕的确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依旧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但是难道除了革命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无论《切》剧作者对这种意见持什么态度，我都想借用剧中一句“福音”对说此话的人说：你有福了！
　　如果有一种可以替代的较为和平、成本相对更低的方式，可以填平这个世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那么，革命作为一种极端的方式，是可以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革命毕竟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以对已经累积起来的社会财富的摧毁作为代价的。所以，原则上我同意上述意见。而且，《切》剧的作者也说，“任何形式的人压迫人关系都是恶，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努力都是善。”
　　其实，如果不是不得已，普通百姓就不会成为暴力流血革命的追随者的。中国老百姓中有句俗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可见百姓内心上是厌恶战争的；中国还流传着一部《百忍经》，也就是如果能让我苟且下去，我就不会有极端的举动。
　　一定程度上，许多革命都是最后老百姓对于暴政实在忍无可忍后的结果。用经济学上的话讲，这是一个“角解”，即最后的无可奈何的惟一解决办法。比如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不就是因为反正不革命也会因为违旨而被处死，革命了尚有一线生路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吗？你难道能否认一个人选择生存挣扎的权利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理解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而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加以否定。理解了这些所有的革命，也就是设身处地地理解了革命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时内心曾有过的痛苦与挣扎。尤其是作为反复革命后、也许不再需要革命而可以用民主的方式约束统治者的后来受益者，更要对革命者有一种感恩的心理。但如果他们因为可以用平和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就将历史上革命者归为“无知的暴民”，令革命者在受苦受难后还要死后蒙羞，那么，这样的人是不配有福的。
　　改良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替代革命的思路。但是，愿意接受改良的统治者往往是在对革命巨大的恐惧中作出让步的举动。所以，始终保持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是革命最终不会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即使是作为一种策略，今天的无产者也不应该主动宣称放弃革命。
　　况且我们的世界真没有到“告别革命”的时候。九九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六；全球出口额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八年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一点二倍；总收入占全球全部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而近九年来；世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收入之比从三十比一上升到七十四比一；全球最富有的三个人占有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财富的总和。我想，如此越拉越大的贫富鸿沟最后总会以一定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强势集团希望这种方式不是革命，就必须尽早做出一些更大的让步。因为一旦革命发生了，就没有讨论革命还是改良的从容了。
　　（十）我曾经说过，谁在我面前简单地宣称自己赞成革命，我会表示反对他，并且会请他先看看反对革命者的意见；而谁如果在我面前宣称他反对革命，我也会表示反对，我想请他先看看《切》剧。因为我觉得，《切》剧作者考虑到了所有的反对革命者的意见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当然，革命、非革命、反革命，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我想，今后，所有的反对革命者与赞成革命者，在提出他们的见解时，如果能基于《切》剧已有的成果，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讨论的成本。

　　我看《切·格瓦拉》一剧

　　
　　？　何清涟
　　可以说，《切·格瓦拉》一剧牵动着不少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人的心。
　　我远在深圳——这个城市没有几个人对诞生于遥远的北京城的一个“有争议的”剧本感兴趣。但我还是有机会读了《切·格瓦拉》，并详细问了看过该剧的朋友的现场感受。这位朋友这样对我说：“对《切·格瓦拉》这个剧本不能仅仅从理性上去理解。我原来看过这剧本以后，很不同意它的许多看法，但到了现场观看，感受到整个剧场气氛后，我认为《切·格瓦拉》现象值得好好思考。”
　　这个剧本写作得比较技巧，作者用切·格瓦拉这一极具人格魅力的传奇人物所信奉的理想取代了他从事的那个运动后来的社会实践，剧本中始终张扬着对那一理想的追求。而那一社会实践由于与目前还活着的政治人物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由于它还是现实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其真实面目始终隐藏在神秘的、厚重的历史帏幕之后。“真实”被迫裹上重重莫名其妙的外壳，再加上个别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用满嘴洋概念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文革”、鞍钢宪法、大跃进，将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如此不认真对待历史的“研究成果”，与有关机构有意隐瞒历史真实遥相呼应，其结果就是引导那些从未经历过“文革”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竟在不知其然的情况下，对“文革”莫名其妙地崇拜起来。最近我所看到的“经济文革”一文，作者就以为“文革”只是一群高干、高知及其家庭受难的历史，殊不知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痛远远要高于这些高干高知们，只是历史从来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所以高干高知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有机会倾诉苦水，将自己家族跌落尘埃的种种不幸公诸于世，而不少罹灭门惨祸、死得猪狗不如的普通民众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再伸张他们所受到的冤抑，他们的悲惨遭遇只能消失在茫茫历史长空。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知识分子们极少能够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如果有人记录，那也只能在国外发表（这一点恰被黄纪苏先生轻飘飘地斥之为“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在耶鲁批判毛泽东”），如记载广西吃人的《红色纪念碑》，本人十年前用笔名写的记载湖南邵阳县杀人的文章“为了被遗忘的数千冤魂”等——不过必须声明，拙文可不是在国外写的——我经历过那时代，至今不愿意回首观望那个时代的荒谬、血腥与不人道。我只认定一条：理想再光辉灿烂，但如果落实到现实，全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东欧诸国的社会实践，那就只能说明这理想缺乏可操作性，只能存在于书本与理念之中。这就好比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朝田亩制度》，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而其实却等级森严，上层人士纵欲无度，下层却必须严格禁欲。所谓“天国”的上层与下层过的全然不是一样的日子，这场革命除了通过这种秩序颠覆将一些边缘人士送上了上层位置之外，对广大下层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能对劳苦大众说“太平天国有着光辉灿烂的理想，其社会实践不需要与之计较吗？”
　　与切·格瓦拉熠熠生辉的理想人格对举的是矛盾丛生的现实社会。作者将其智慧倾注于笔端，再加上北京语言特殊的煽情魅力，用去掉一切中间人士、中间看法的矛盾对举法，使得整个剧本只剩下黑白地带，非甲即乙，似乎这世界只剩下这两种选择——不是剥削就是革命；这世界只剩下两种人，不是剥削者就是革命者。作者借助于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不公平对举，在理想与现实中间搭了一座虚幻的桥梁，甚至不管整个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到底是怎样写就的。其实“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底层人民的生活处境除了用“出身论”制造了一批贱民，让一般劳苦大众在与政治贱民那种低贱如尘埃的处境相比较，生出几分自己还是人上人的虚幻感觉之外，又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呢？更何况普通民众在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得到的只是配给制的低水平物质生活。在克格勃式的警察国家里，谁也没有享受到自由。而且作者将革命写得那么激情万丈，好像是一路凯歌，众位革命英雄在潇洒谈笑间，就江山易主，革命成功。殊不知革命是千万人头落地，鲜血染就。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正在放《太平天国》这一电视连续剧，虽然有一些血淋淋的厮杀场面，但那厮杀场面与野史中记载的惨状相比，真是太温情脉脉。史载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苏、安徽等省赤地千里，析骨为爨，易子为食的事情时有发生，人肉公开标价出卖的事情比比皆是。
　　改革之后的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可获解决的，它必须通过另一种不流血的革命来解决。而二十世纪确实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达到了社会富足、人民安定并享有各种权力的境界，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及欧美国家本国的人民也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宪政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些国家的人民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管道，最重要的是保证了他们有为保护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基本权利。正是这些权利保证了他们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维护着他们各自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完全无视他人利益而为所欲为。
　　我在美国华盛顿看过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手持一位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小女孩的护照进去参观。在那纪念馆里仔细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当看到纳粹德国迫使犹太人挂着侮辱性的牌子在公众场合示众的图片时，当看到一位小孩在日记中记录他所经历的种种令人恐惧的事情时，我的心虽然在不断颤栗，但更多想到的却是咱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我那时虽然只有十岁，但已经记事，我清楚记得我家每天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个黑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一批什么人抄家，其实几经洗劫的家已经根本没剩下什么东西，连过冬的毛衣和好一点的棉袄都给抄走了，差不多家徒四壁。抄家者反复上门，无非是满足他们那种虚骄感与虐待狂心理。要知道我的父亲其实只是当地一位较有名的医生而已，与毛泽东要施之以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几类人都沾不上边。而且，我总觉得这个犹太小孩的生存处境不一定比我们更差，至少他还能留下日记，我们谁敢留下记录当时境遇的日记？一篇那样的日记就可以将无辜的小孩打成反革命并送进监狱，还要株连父母与整个家庭。至于我们对待同胞的态度，还绝不止于只挂个牌子，还要戴上高帽子，坐喷气式，以及其他一切当时的“智慧”想象得出来的酷刑。我看了大屠杀纪念馆以后，才明白为什么咱们迟迟不建“文革纪念馆”，因为倘若真有那么一个纪念馆，人们只要参观过那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