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毕竟摆脱不了时代加给每个人的局限，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如此这般留下这样的文字。
　　在尴尬的历史中，又有几人不是尴尬的？这就是人性的扭曲。
　　杜高愿意公开他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就像公开自己的交代一样。他深知，无论健在的或者早已故去的朋友，会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往事已经过去，教训却应该留给未来。这教训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也包括每个当事人曾经有过的尴尬表现。
　　现实正是如此。慷慨激昂臧否他人，愤愤然发表议论，要比深刻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容易得多。我猜想，在如何处置检举揭发材料问题上，杜高恐怕会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无比痛苦之中又一次煎熬自己。最终他决定把自己和朋友的尴尬毫无掩饰地公布于众，让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我看到了一个智者的襟怀。
　　四
　　“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右派与刑事犯关押一起进行劳改时，思想汇报和年终鉴定又如何写，如何做出的；当年复一年需要填写表格时，不同处境下表格有何区别、决定命运的最后评语又是如何填写的……
　　我深知，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无法对档案涉及的诸多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我所愿意做的，无非是将它们整理出来，争取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让更多的人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进行解读和思考，对其中所呈现的文本予以归纳和划分，这样，便有可能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政治运动史乃至当代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多提供一个参照物。如此而已。
　　终于写完了想说的话，历时两年的整理工作也终于全部结束。整理过程中，二十世纪一天天走过，渐渐变为过去，新的世纪也在人们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呼唤中渐渐走近。一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然而，我又想，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刻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依我看，对新世纪最好的献礼，莫过于对历史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回望往事找回历史细节的行列。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
　　现在，新世纪终于来临了，我的看法依旧，还是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向前走去。这也是我为何一年来，在工作和写作的同时，仍然看重与杜高夫妇的合作，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世纪交替之时予以完成。
　　最后，我得再次感谢杜高夫人李欲晓女士为整理这批档案所付出的劳动。她带着探究历史的眼光和对历史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我一道阅读、整理，从那一张张破损的纸页上，细心辨认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没有她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这一捆史料也许永远会被束之高阁，默默地躺在纸箱里继续发黄，发霉，腐烂，直到完全无从辨识的那一天。

　　关于革命及其他

　　
　　——观《切·格瓦拉》片想
　　？　卢周来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在朋友一再推荐下，我赶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找到黄纪苏先生，观看了《切·格瓦拉》（下称《切》）一剧。此前，我已听说由此剧引发的争议已列入二○○○年思想界十件大事之一，我也看过别人对此剧做过的不少好文章。但我还是有不少想法，却因为难成体系，故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一）我的一位学者朋友说，《切》剧有一个缺陷，就是人物处理简单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将人物脸谱化一贯是作为国粹的京剧的传统，红脸就是忠，白脸就是奸。《切》剧作者这样做是有传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缺陷，恰认为这是编剧的有意为之。《切》剧作者也说，“舞台上的人大体分做正反两类，正则场场皆正，反则场场皆反。一以贯之的是本质，所不同的是化身，就仿佛日照千峰，月印万江。”
　　我的理解则是，有一段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演艺，我们的确将人物简单化，也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于是，我们反思，反思后，将人物搞得极其复杂。尽管看来这符合现实中的人，但让我们很累：坏人让人恨不起，好人让人爱不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罪恶时，我们却发现找不到谁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想要斗争，似进入了“无物之阵”。
　　《切》剧作者在这场反映斗争与革命的剧中，重新将人物脸谱化、本质化，恐怕有这种考虑。但我又不认为这是简单地回到“文革”时期对人物的处理，而是基于反思基础之上的再反思后之举。
　　我想起在学校里老师常这样教导我们：读书分三个境界。第一种境界，书由厚读薄；第二种境界，再由薄读厚；第三种境界，重又由厚读薄。我还记得有一个所谓修禅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种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看待人与人性的问题上，我们许多人还在第二种境界：即由原来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简单划分，进入好人也不是好人，坏人也不是坏人之境，即所谓人性是复杂的；而《切》剧也许进了一步，在看人的问题上已臻入第三种境界吧。
　　（二）在讨论格拉玛号到底要不要启航时，剧中的反对者反复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不要异想天开，这就是法则就是规律都得听它安排。”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人与人之间际遇的不同，是天定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你的反抗就是违背历史规律之举。或者套用“文革”时常批判别人的一句话：“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最后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就我自己的认识，我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潮流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碾碎了一些前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像胡志明、格瓦拉等等这样的“与历史对着干”的人物后，资本又重新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改变着这个世界。因而，与资本的斗争的确是“还没看到地平线的远航，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不合比例的对抗。”“是愚公移山，是精卫填海，是孤岛对汪洋，是新生儿对四千年，是热诚对历史，是愿望对现实，是风中飘荡的种子对大漠荒滩。”所以，我丝毫不隐瞒自己绝望的情绪，尽管为一些人所讥笑。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可以去琢磨历史的大势，可以去投靠历史的机缘成就自己，可以漠视历史车轮下被碾轧的受害者的苦难，但独独知识分子不能。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使命就是进行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批判，以防止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强势话语对其他话语构成压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恰恰是要反潮流的。
　　再者，自由的真义是对每个具体的人的自由的尊重与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者应该知道，以什么“永恒的人性”、“历史的规律”为借口，以什么“历史代价”、“改革成本”为借口，掩盖我们这个社会中每一桩具体落实到弱者头上的苦难，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
　　也许我们与格瓦拉一样，是绝望中的反抗，反抗的也是绝望，但我们不负我们的使命，仅此就够了。
　　（三）全剧中让我最感动的是这样一首歌：“其实这人间／都只是一个人／其实这世界／都只是一颗心／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这人间就是地狱／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这世界就不是天堂。”
　　我想起这样两段话。
　　一段话是左翼运动领袖人物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共产党宣言》是以这句话作为结语的。对于这句话，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想《切》剧的作者们是读懂了。马克思就是在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自由了，一切人才能自由。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一个不自由的人也许就是你我。所以，马克思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使命并不是着眼于本阶级的解放，更不是要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去再压迫其他阶级。她的使命是让世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
　　还有一段话是美国波士顿市政府对面犹太大屠杀纪念碑前马丁牧师的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这也是在说，如果我们可以不理会暂与己无关的苦难，下一个受难者就可能是你我。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是格瓦拉这样的革命者的逻辑。而不是以原子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自称自由主义者却常将这种逻辑据为己有。
　　（四）“历史只认硬家伙！”剧中反对革命者说。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历史是强者书写的，所以，是胜利者的历史。
　　对于纸面上的历史的公正性，我向来就不抱什么幻想。不仅仅因为是胜利者才有资格写历史，还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书写的，而且都有书写者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其中。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
　　但我又有一些乐观。这是在看完《切》剧的当晚回家我再次翻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得来的。卡斯特利奥与宗教领袖加尔文的斗争是“苍蝇撼大象”，注定失败。回顾这段历史，茨威格写道：“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的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为着永恒理想而牺牲了的格瓦拉，自己说“也许会被二十世纪冷淡，也许会被二十一世纪遗忘”的格瓦拉，茨威格这段话好像也同时是为你准备的。
　　（五）剧中有这样一段对白：
　　正C：革命不是已经胜利了么？
　　画外声：政权是夺取了，革命却刚刚开始！
　　正A：建设新社会是一场艰难的征战，几千年人剥削人压迫人的格局早已根深蒂固，稳如泰山。它打着“人性”的旗号，借助传统的力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在你想得到的前后左右，在你看不见的四面八方，对新天地施行反攻倒算。旧世界不仅在山那边、海对岸，不仅在你的瞄准镜里，在你的雷达屏幕上，它还隐藏在空气里潜入你的呼吸，埋伏在血液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