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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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棉籽粕等高效肥料，提高土地收益，而下层农民无力竞争，只好缩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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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或丧失土地。到享保以后，原来作为真正自耕农而载入检地簿的农民中，　

　　已有很大一部分上升为富农和脱离耕作的地主，另一部分人则沦落为少地或　

　　无地的贫雇农。　

　　　　　　　③兵农分离政策。兵农分离，是日本中世纪末、近代初期社会阶级关系　

　　的一次重大变动。在战国群雄割据时代，逐渐形成了大名领国。战国大名的　

　　分国，都是以自治的乡村为基础。这种自治性乡村，是随着土豪势力的抬头　

　　和平民政治意识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它们依靠居民的团结而同自上而下的　

　　占有或支配关系相对立，在进行武装对抗时，农民拿起武器，形成强大的战　

　　斗力。然而，农民的反抗和起义，往往是由半武士化的有势力的名主阶级来　

　　领导。乡村中的这些上层分子既同下层农民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也有剥削　

　　下层农民的一面。因此，起义的结果不一定维护了下层农民的利益，而往往　

　　被名主阶级所利用。随着大名领国的形成，过去领导过起义的名主阶级和武　

　　士被提升为大名的被官，而脱离了农民队伍。同时，由于需要豢养众多家臣　

　　和便于统治，大名开始在旧根据地营建新的城市，让工商业者居住在所谓的　

　　城下町。　

　　　　　　　丰臣秀吉在完成大一统后，于天正十六年（1588）下令在全国收缴武器。　

　　通过收缴农村的武器，一方面消除了农民的潜在战斗力，同时也清理了士、　

　　农身分的混乱。　

　　　　　　　德川幕府进一步推行兵农分离政策，让在战乱中兴起的上层农民离开农　

　　村，集中到大名所在的城下町居住，使之成为向领主领取禄米的武士阶级。　

　　从此，日本社会由镰仓时代的公家、武家、平民和贱民四种等级演变为士、　

　　农、工、商四个等级。在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四个等级之外还保留　

　　被称为“秽多”、“非人”的“贱民”身分制度。农、工、商在身分上都是　

　　被统治阶级，他们向领主缴纳一定的地租、赋税或商业利润。农民的租赋也　

　　　　　　　　　　　　　　　　　　　　　　　　　　　　　　　　　　①　

　　由室町幕府时期的“贯高制”，变为以实物米计算的“石高制”。据统计，　

　　德川时代有武士　200—250万人，为供养封建领主和武士，全国年收获量有　

　　50％被征为年贡。如元禄时（17世纪末），幕府直辖领地的租赋总计为680　

　　万石左右，其中420万石归直接收入，260万石则分给诸旗本（直属于将军、　

　　禄米不到一万石的武士称旗本）。最大的大名前田氏，领有102万石，岛津　

　　氏为77万石。这些米除去部分口粮米外，其余部分必然进入流通。这样，也　

　　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以实物米为支付手段的经济。兵农分离和“石高制”是　

　　德川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正是这样的结构养成了武士的怠惰和助长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19世纪，商人凭着自己的实力最终摧毁了严格的身份制　

　　度，一贯养尊处优的武士，不是投靠商人就是沦为“浪人”。　



　　　　　　　（2）日本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德川幕府初期的日本工业基本处于家庭手工业阶段，一种产品的许多工　

　　序，如棉纺织业中的轧棉、纺纱，以及染织，都由一个家庭完成。这种农村　

　　家庭手工业，其生产目的也不是为了交换，生产的是使用价值。直到17世纪　

　　下叶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恢复期后，农业生产才开始出现活力。到17、18世纪　

　　之交，在某些地区，如西摄津，农村妇女已经把织布作为主要生产。这时，　

　　纺织业的各个工序也已经分离，由商人将轧棉、弹棉、纺纱、织布、染色等　



①　应交年贡用货币额表示。由于钱币中以中国明代永乐钱为标准价，故亦称“永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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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作业联系起来。商人资本开始控制生产，形成类似分散的工场手工业的　

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日本称之为“问屋制家庭工业”。　

　　　　在农村外的城下町，则又是另一种景况。根据“一国一城”的原则，城　

下町是藩的政治、经济中心。城下町里有相当比例的手工业人口，如　1707　

年冈山藩城下町的手工业者占人口的18。9％，以同行聚居地命名的町有锻　

冶、染坊、金银、制枪、制革、造纸、制锅等10多个。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又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这时开始出现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纺织业、陶　

瓷、漆器、造纸、酿造、制盐以及采矿等行业。　

　　　　在纺织业中，尤以京都西阵的丝织业最为著名。西阵丝织业受幕府保护，　

采用进口的“唐丝”，生产各种质地精良的高档产品，以供应上至将军、宫　

廷、下至地方领主及上级武士和富裕町人享用。在麻纺织业中，著名的有奈　

良生产的麻布和近江生产的蚊帐等。棉纺织业在一些先进的产棉区，已发展　

为独立的专业化生产。18世纪中叶，从摄津、河内、和泉等地销往大阪的棉　

加工品分别有：籽棉、皮棉、桄纱、白棉布、条纹棉布等种类。18世纪中叶　

后，许多农民和农家女已完全脱离农业，被吸收到商人组织的机户（作坊），　

按分工方法进行同一产品的生产。在桐生新町，1757年在机户中的机织女及　

缫丝者人数已有1482人；到1819年达到3353人。在越中井波町，1806年　

有织机106架，年生产柳绢4000匹。　

　　　　至于陶瓷业，则与茶道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茶道是以室町幕府时期足利　

义政将军在东山山庄里的风趣生活为中心而繁盛起来的。到了德川幕府时　

代，茶道成了广大平民的教养内容，并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丰　

臣秀吉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俘虏了一批朝鲜陶工，从而使制陶技术有了显著　

进步。例如肥前的有田烧，加贺的九谷烧，都是当时著名的茶具。　

　　　　漆器工艺以京都最享盛名。此外如能登的轮岛涂，奥州的会津涂，能代　

的春津涂也都是漆器工艺中的佼佼者。造纸业主要集中在美浓，土佐、越前　

等地，其中尤以越前生产的奉书纸、鸟子纸工艺质量最佳。酿酒的大规模生　

产，集中在伊丹、滩、池田等地。往来于江户与京、阪之间的运输船中，就　

有专门运输这些地区酒的运输船。制盐业，由于日本所处地理条件和渔业的　

发达而处处皆有，其中著名的有赤德、抚养、行德等地的精加工盐，有不少　

藩都将制盐作为垄断专营的事业。　

　　　　采矿业基本由幕府直接经营。幕府的财源除来自广大直辖领地的租赋　

外，主要就是经营矿山的收入。佐渡的金山，石见、生野、院内的银山，以　

及足尾的铜山，都是直辖矿山，这些矿山的收入是幕府初期的主要财源。宽　

永四年（1627年），又在各国设置金银奉行，以奖励开采金银矿。铜矿开采　

也很发达。宽文时　（1661—1672年），国内主要铜矿已有23座，到贞享时　

　（1684—1688年），增加到34座。18世纪下半叶，铜是德川幕府第一重要　

出口品。亚洲沿海国家进口日本铜来铸炮与铸币。中国清代也依赖日本的铜，　

在18世纪头25年中更其如此，当时清代的货币全用日本的铜铸造。铁矿，　

除原有的山阴、山阳等冶炼业日渐发展外，其他各地也陆续开发。煤炭业，　

17世纪末集中在筑前煤矿，18世纪上叶又开始采掘三池煤田，所产煤由池田　

运出，概称池田煤。　



　　　　　（3）德川时代的幕藩制市场结构与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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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幕府与各藩的上下级封建关系，是幕府凭借强大实力强制推行的。　

而各藩大名多半也是凭自己的实力，在自己领地内继续握有征税权以及行　

政、立法、司法等多方面的强大权力。领主在其领内所具有的统治权和独立　

性，相当于一个国家。因此，德川时代的商业发展，具有欧洲领主制结构特　

征。但最主要的，日本近代商业的起步，还带有“实物米经济”的特征。　

　　　　　幕藩制市场结构，是一种双重结构，下面是大名领地内的地方市场，上　

面是以大阪、京都和江户　（现东京）三大城市为中心的中央市场。中央市场　

的突出地位，除历史形成的诸种有利条件外，就是无处不在的“实物米经济”　

效应。　

　　　　　德川时代，众大名根据门第的高低被分为国主　（国持）、城主和无城三　

类。随着兵农分离政策的全面推行，武士离开了土地，成为居住在城四周的　

纯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领主为保证武士的生活需要，都采取免收地税、　

工商自由等优待政策，吸引商人和手工业者来城下町居住，从而使城下町成　

了藩的经济活动中心。尽管庆长二十年（元和元年，1615年）幕府制定的武　

家法度规定，各国不得另行新建城堡，即使是修补也必须提出申请，但事实　

上，城市位置都已由往昔的偏僻地方移到了水陆交通的要冲。17世纪末期到　

19世纪初，10石以上的城下町在全国约有50座。可是，在领内或地方城市　

流通的商品主要还是手工业品，除个别采矿业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量的年贡　

米必须通过中央市场才能转换成货币。　

　　　　　幕府所在的江户城是从庆长十一年　（1606年）到宽永十三年　（1636年）　

间新建成的，庆长年间（1596—1615年），江户全城约有300余街。由于庆　

长二十年（1615年）幕府制定了参觐条例，并于宽永十二年（1635年）进行　

增补后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因而依照条例诸候必须一年住在江户，一年　

住在自己领地，每年4月份进行轮换。同时他们所率领的家臣也要在这里居　

住。这样，到正德年间（1711—1716年），全城街道增加到了933条，人口　

数估计最盛时达100万人，超过了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城市。　

　　　　　江户除作为政治中心外，在中央市场体系中是关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关　

东、奥州的诸候在江户建造有许多“藏屋敷”（货栈），使江户成了关东、　

东北地区的年贡米集散市场。江户由于官方交通的需要，以江户为中心开辟　

有五条交通干线：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奥州道和甲州街，五条道路合　

称为“五街道”。它为藩间贸易和地方与中央市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　

条件。　

　　　　　大阪，自丰臣秀吉建城后，就是国内的物资集散地。大阪在中央市场体　

系中的作用，首先是年贡米的集散中心。西国、北国的诸候在大阪建立了大　

批的“藏屋敷”。17世纪末，大阪有97所这样的货栈，入库栈米超过100　

万石。此外，萨摩的砂糖、土佐的纸、阿波的靛蓝等，也都是存栈商品，由　

此再销往全国各地。　

　　　　　千年皇都的京都，历来也是工商业的“座”（同业行会）和批发商云集　

的经济城市，而且还是各种新旧社寺鳞次栉比的宗教城市。它的传统手工业　

产品，如高档丝织品、武士衣甲、描金漆器、茶具、祭祀用品等，都是领主　

和武士阶级需要的奢侈消费品。许多藩在京都都设有“国问屋”（采购店）。　

17世纪末，各藩在京都的采购店多达55个。　

　　　　　宽文年间（1661—1672年），河村瑞贤遵照幕府命令而进行的航路整修，　

使原先的局部性航运形成了规模。当时主要的沿岸航路有江户与京阪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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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和东环及西环航路。负担江户与京、阪间漕运的船只，有定期的货物船　

和运酒船。东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经津轻海峡出太平洋，到达江户。　

西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绕下关海峡经濑户内海，到达大阪。由于海　

运的畅通，使地方市场同中央市场的联系变得方便而且频繁。　

　　　　幕藩制市场的双重结构，是以先进的畿内和落后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不　

平衡为条件的。幕府中期以后，地方经济的变化对封建的市场结构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首先是工业地理的变化，使近畿地区失去了优势。如关东的棉花　

种植业，由于肥料费用低于近畿而得到发展，而且当地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