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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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组织也开始接近工场手工业生产形态，“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
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
③
数十家，赖以举火”。这种字号基本是加工工场，但包括了收购坯布、组织
加工到发卖运销的全过程。雍乾时期，苏州的染坊、踹坊都是受雇于字号的，
而且规模发展得相当大，如踹坊，“从前各坊不过七八千人，……现在细查
④ 吴遇坤：《天咫录》。
① 乾隆《宁志余闻》卷四。
② 《江湾里志》卷四。
③ 乾隆《长州县志》卷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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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各坊
④
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踹石是踹匠
用来碾砑平整布疋的凹字形巨石，苏州阊门外的踹坊工人已发展到一万多
⑤
人。而在隶属关系上，“染、踹二匠，俱系店家雇佣之人”。包头则是中间
剥削。这种组织已完全是随着市场的扩大而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手工工场。
乾隆年间，以质地坚实闻名的“南京布”（非指专由南京生产的布），是外
国商人指名购买的布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南京布”的外销量达
到372020匹，至乾隆六十年，增加到1005000匹。
丝织业的生产工具在雍乾时期也有了改进。缎织机的构造，已改进到可
①
牵引9000根经线，甚至达到17000根经线 。江南许多市镇，已从农业和手
工业结合发展为专业生产的市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在前明成、弘以后才开
始有织绸业，到乾隆时，“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绩绸之利，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
②。在丝织业中心之一的南京，明代从事丝织业的机户一般只有几十张织机，
③
乾隆时出现了“有五百六百张机者”。当时南京一地的民间织机有3万多张。
除江南外，广州和佛山的丝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具有自己特色，特别是
用印版印染花色上。从明万历后开始生产的“广纱”，至乾隆年间已畅销全
国，得到“广纱甲天下”的美称，在广州一地从事广纱生产的织工达到数万
人。至于官营丝织业，仍为江宁、苏、杭三处。乾隆十年（1745年）三处共
④
拥有织机1863张，机匠7082人 ，规模较康熙时有所倒退，这是因为民间生
产的丝织品从品种花色到质量较以前大有选择余地。
陶瓷业的制造工艺，较明代和康熙时又有进一步发展提高。明代的“吹
釉法”，“以径寸竹筒，截长七寸，头蒙细纱，蘸釉以吹”，以达到釉色匀
净的创造，到雍乾时已普遍推广。同时窑户之间按产品类别的分工越来越细，
如青花瓷坯，不仅有画、染之分，而且边线青箍、识铭题记，也各有专工。
分工的细腻，大大提高了工匠技艺，从而创造出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青花瓷。
景德镇官窑的产品，极尽富丽堂皇，官窑的一个创新，是将康熙时的“硬彩”，
通过加粉制作，发展成“软彩”。雍正朝的软彩，色淡粉匀，达到了“前无
①
古人，后无来者，鲜妍夺目，工致殊常”的境界 。雍乾时期，景德镇民营陶
②
瓷业随着市场的扩大，发展到有“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人”。
民窑生产的日用瓷器，除满足国内市场外，还接受国外订货，成为外贸的主
要商品之一。此外，山东临清、江苏宜兴、广东佛山的陶瓷也很出名。广州
商人还建立了广彩加工厂，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按西洋画法，施以彩绘，
经烘染制成彩瓷，卖给西方商人。乾隆中期，广州的广彩加工场达到100多
④ 《雍正硃批谕旨》第四二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⑤ 《雍正硃批谕旨》第四二册，何天培奏折。
① 《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
③ 光绪《重纂江宁府志》卷一五，《拾补》。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
① 道光 《浮梁县志》卷八，唐英：《陶冶图说》。
② 唐英：《陶冶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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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个，工人总数达2万人 。
采矿业，特别是铜、铁矿的开采在雍乾时发展尤为迅速。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云南铜矿由康熙末的17处发展到46处。工人，“大厂率七八
④
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 。据统计，乾隆三十
⑤
一年（1766）云南铜产量已达14674481斤 ，彻底扭转了清初以来铸钱用铜
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的局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铁矿开采发展到93
处，矿区主要集中在广东潮州、肇庆，福建政和，以及川陕湖三省边区。与
采铁相关的炼铁技术，据乾隆时人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与清初屈大均
《广东新语》所载基本相似，“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
五尺，崇（高）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
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其二口皆
镶水石。………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
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液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
①
一版” 。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老林中，炼铁业的技术也大致相同，“铁炉高一
丈七八尺，四面椽木作栅方形，坚筑土泥，中空，上有洞放烟，下层放炭，
中安矿石，……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火炉底有桥，矿渣
②
分出。矿之化为铁者，流出成铁板” 。全国在技术上大同小异，但炉的发展
已接近鼓风炉即高炉。当时冶铸业，数佛山镇最发达，佛山在明末即有“俗
善鼓铸”之称，乾隆时，各地生铁多有运至佛山炼为熟铁，铸成成套精良铁
锅，运销国内外市场，如雍正七年至九年（1729—1731年），夷船“所买铁
锅，少者自一百连 （套）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至一千连
③
者” 。
清代的盐业，沿海各地所产海盐和山西、宁夏的池盐，均属国家专卖。
唯四川井盐许民自由开采。四川的著名产盐地，包括川北南部的西充、射洪，
川南的犍为、富顺，川东的忠州、云阳以及川西的简州等共有20余处，而其
中以犍、富两县最为著名。但四川井盐，除温汤白龙自涌咸泉外，犍、富等
县的井都须人工开凿，生产条件十分艰苦。一般井口如碗大小，用铁爪系绳
捣凿，“每开一井，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工费甚巨，竟有凿之十余年而不
及泉者”。乾隆时期，开凿盐井的技术有了提高，凿井使用的工具发展到三
四十种，在操作上，数贵州人技术最高，“凿井匠作皆黔省人，偶坠物件，
①
能以竹竿检取，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 。同时，汲出的盐卤
利用水压原理改用竹管输送，废除了过去人挑畜驮的落后方法。生产规模也
较过去扩大，例如，“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
②
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万计”。由于开凿技术的
改进和市场的扩大，盐井数从雍正八年（1758年）的5994眼增加到乾隆二
③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
④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六，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
⑤ 严中平： 《清代云南铜政考》。
①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一五。
② 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③ 《雍正硃批谕旨》第五二册，广东巡抚杨永斌奏折。
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②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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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1758年）的8307眼。
这一时期，制糖业也较发达，清代初期，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阳春
等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开糖房的人，“番禺、东莞、增城居十之四，阳
③
春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 。乾隆时，这些地区已普及到“每冬初，
④
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 。台湾的台南、凤山、嘉义蔗田面积最大。乾隆
⑤
时，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由于台湾
制糖的发达，糖廍的资本主义萌芽尤为明显。乾隆时代的一则资料说，“台
⑥
湾俗例，要在糖廍佣工，先给廍主银子十两作定，随后仍陆续还明”。雇主
和佣工的关系已单纯是金钱关系。
此外，制茶、制烟、造纸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其中闽北制茶，仅“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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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江西瑞金盛产烟草和
制熟烟用的茶油，乾隆时，吸引了福建漳、泉等地的商人“麇至骈集，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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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厂”，从城市到乡村，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 。造纸业在三省边区老
林，有“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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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 。
雍乾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手工业行会组织。但由
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会组织本身有的还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有的则
已发展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会组织。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长沙衬铺业
的行规规定，“带徒，三年一进一出，毋得滥规，违者认罚”，“倘年限未
②
满，同行不得雇请”。广东佛山石湾陶瓷业的行规规定，“每店六年教一徒，
③
此人未满六年，该店不准另入新人”。但也有较为进步的行会组织，如乾隆
④
时广州丝织机行的“西家行”，是同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