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哲学思想史-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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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还用辩证的观点正确分析了生与死的关系，强调了作战的勇敢精
神。所谓“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第三》）从哲理上讲清了
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他还提倡勇敢精神：“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论将》）《战国策·齐策》中谈到齐国军队被燕国军队连破七十
余城，“人相食，骨相析”，仍能围守孤城，这种心理素质不能说与吴起的
军事思想无关。
吴起还论证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以“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思想。
“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他在《应变》中说，只要避开平
坦开阔之地，利用险要，就可“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
他曾创造了以五万人加车百乘，骑三千而“破秦五十万众”的辉煌战绩。《尉
缭子·制谈》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可见吴起
在军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
b。孙膑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膑 （约公元前378—前302年）生于齐国阿、鄄之间 （今山东阳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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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为兵家之祖孙武的后代。据说，他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遭
庞涓谋害，受刖、黥之刑。于是孙膑从魏奔齐，领兵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
中大败魏军，使诸侯东面朝齐。著有《孙膑兵法》，古已失传。1972年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出土文物中包括《孙膑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从而使
这部失传了千年的军事著作重见光明。
孙膑在总体上提出以“道”制胜的原则。他在《陈忌问垒》中说：“先
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道”即客观规律。他在《八阵》篇中说：“夫安万
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其次，在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方面，孙膑非常重“势”。“势”是一种由权力，威望和形势综合形成的一
种无形的力量。他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吕氏春秋》说：“孙
膑贵势”。孙膑在 《兵法》中用《势备》一篇专门讲“势”，他以弓弩作比
喻，说明“势”的无形力量：“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之？发于肩膺之间，杀人
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在马陵之战中，齐军伏击魏
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靠“势”取得了胜利。第三，孙膑还认为军阵，
机变能力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有密切关系。总之，孙膑在用兵作战方面有不
少值得借鉴的军事哲理。
c。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尉缭，战国中晚期魏国军事家，从商鞅之学，曾与魏王论政，公元前237
年入秦，助秦王统一六国。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著有《尉缭子》29
篇。
尉缭具有大一统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通过战争“北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尉缭子》卷五《兵教》下）主张用战争完成统一大业，反映出新兴地主
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在军事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宫、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
已矣。”《尉缭子》卷一《天宫》）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天文星象、占卜
时日为迷信，不如人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种离开阴阳五行的军事思想
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兵者，所
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仪》）又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 （《兵令》这些认识都是正确而深刻的。总之，尉缭子
的军事思想在统一六国中起到积极作用，是先秦军事哲学思想中的一家之
言。
③其它哲学流派。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上述儒、墨、道、法、兵，各家
哲学流派之外，还有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哲学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
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统一在这里论述。
a。名家学派的哲学思想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称依据法律条文辩论是非的人为“刑名之家”（《战
国策》卷十九），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中称之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
的邓析即为名家。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战国时期的惠施与公孙龙。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8年），宋国人。他是庄子的朋友，但思想
观点不同，其著作已佚。 《庄子·天下篇》保存了他的“历物十事”，《荀
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也保存了一些片断。
惠施的“历物十事”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他认为：“大同而与小同异，
此谓之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大同异。”这里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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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相对性，但他强调事物的同一性，而推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
结论。在“名”、“实”关系上，他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
的反映。
公孙龙 （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与邹衍同时。他
是平原君的门客，曾劝说赵、燕“偃兵”，很可能受了宋、尹“禁攻寝兵”
主张的影响。其著作《公孙龙子》现存6篇，有 《坚白论》、《白马论》、
《指物论》、《通变论》、《名实论》和《迹府》。
与惠施的“合同异”相反，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则是“别同异，离坚白”
（《淮南子》语）。他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对事物性质从概念上进行
逻辑分析，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白马非马”是他在哲学上进行形而
上推论的著名命题。
公孙龙是这样论证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
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是说，“马”与“白马”的内涵不同，
但忽略了其相同的部分。又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
马不可致”，所以“白马非马”。这里是从外延上论证“白马”的局限，而
夸大为“非马”的结论。又说：“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
马非马。”这又进一步从事物的部分形而上学的性质上加以区别论证，而忽
略了其内在的统一性与联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和概念的分析方面有其深入的细致的独到之处，但
他夸大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甚至完全割裂起来，并加以绝对化，结果导出
由个别否定一般，割断事物间内在联系的结论，否定了事物的存在，而陷入
客观唯心主义，在哲学上称之为诡辩。
b。阴阳家邹衍的哲学思想
邹衍是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代表人物 （约公元前324—前250年），与
公孙龙为同时代人。燕昭王二十四年 （公元前288年）邹衍离齐赴燕，受到
极隆重的礼遇。其学说为夹杂着巫术迷信的阴阳五行说。
在天道观上，邹衍认为“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史记》集
解引如淳语）即主张五行相生说。邹衍的五行相生说带有迷信神秘色彩。如
认为与木、火、土、金、水相应有春、夏、季夏、秋、冬。天子坐明堂也应
有相应的东、南、中、西、北方位，穿上相应的青、赤、黄、白、黑各色服
装，发布教令。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说：“邹子养政于天文。”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在社会观上转为五行相胜说，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社
会形势，他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淮
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语）这是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社会现象，并成为
后世封建统治阶级“奉天承运”的理论根据。
邹衍的大九州说是对古代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他认为“赤县神州”只是
世界的一部分，“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是从当
时中国已与朝鲜、日本有所交往的一种遐想，反映出人们的活跃开阔思想。
c。《吕氏春秋》与百家融合
战国末期，秦国行将统一天下之际，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三千“人人著
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成为中
国古代各派学术的融合性著作。
班固认为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清
代学者汪中也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而有之。”（汪中代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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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序《吕氏春秋》，载《述学〈吕氏春秋〉附考》）
《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而保存了各家学派的思想资料，
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资料汇编。许多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如杨
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
却能找到。同时，《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大量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
《吕氏春秋》在观点上具有调和色彩，反映了当时百家融合的趋势，其编书
的方法和体例对后世《太平御览》等类书具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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