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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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
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野心家与野心家碰头，必然展开一场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有了一定基础的刘玄取得了暂时的胜利，23年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初建更始政权。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绿林军的阵势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定，把头发和胡须都染成黑色，显示自己老当益壮，表示自己完全有力量战胜“盗贼”；一面派王邑、王寻发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在这里，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昆阳大战的胜利使指挥此役的刘秀一举成名，这成为他此后事业发展的起点。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王莽的新朝也随着这次战争失败而完全崩溃。原来还在四处观望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许多官吏，纷纷起兵割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朝就只剩下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孤岛了。
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此时的更始政权中，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更始帝刘玄、新市平林诸将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妒刘秀兄弟的威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了刘秀的哥哥。此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是，他自知羽翼未丰，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迅速赶回宛（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不与其兄的旧属来往，不给其兄行丧礼，只说自己的罪过，却闭口不谈昆阳的战功。这样，刘秀就逃过了更始帝的铡刀。除掉刘秀的哥哥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讨伐王莽。王莽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长安城很快被更始军队攻下，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政权随之迁居长安。然而，刘玄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享受优裕、奢侈的生活，不知经营新政权，整日享受腐化的生活，长眠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娶了赵盟的女儿为夫人后，刘玄不分白天黑夜的与她宴饮于后宫，而把政事大权完全委托于赵盟。朝臣奏事时，赵盟就安排侍中坐在帷幕中假装刘玄与群臣说话。诸将领听出不是刘玄说话，非常不满意。另外，赵盟独断专权，枉杀无辜。有一次，他要杀死侍中，就连刘玄讲情都不能阻止。于是，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说一句话。带兵在外的将官与土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然不能长久。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更始政权三年（25年），赤眉军两部合一，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入长安，更始帝和另外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将领忙于论功行赏，士兵忙于抢劫长安内外的财物。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却使百姓真真正正寒了心。他们终于明白，不能靠别人保卫自己，只能靠自己保卫自己。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抵制赤眉军。而赤眉军呢？他们已经养成了流寇作风，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一无是处，于是，一把火烧了宫室，重新踏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刘秀已经为他们营筑好了坟墓。
更始帝迁都洛阳之后，派刘秀到河北镇抚诸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略河北，进而一步一步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势力。22年，刘秀来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名，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后不久，刘秀消灭了王郎等河北的割据势力，统一河北，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刘秀就开始了统一天下、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25年，刘秀在洛阳称皇帝，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先后消灭了更始军、赤眉军等等农民军，然后又一一剪除了全国的割据势力，如东方张步、北方彭崇、西方隗嚣、西南公孙述等等，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西汉王朝得之于农民起义，又失之于农民起义。西汉初期，冶铁业、水利的迅速发展，使汉初的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之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纷纷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以致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豪族的佣工。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明显转化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伴随这一矛盾而来的，是农民进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婢，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王莽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力图励行改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此后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历史，就是一场一场的闹剧。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洛阳城上又重新飘扬着大汉的旗帜。历史好像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刘家的人，又挤满了这新的都城，挤满了这新的朝廷。而“苟延残喘”的农民，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垂头丧气地走回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拿起了生锈已久的锄头，走向荒芜的田野。当他们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时候，回忆昔日的场景，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新的噩梦又萦绕在农民心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南阳的这个豪强地主还没有坐稳皇帝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
光武更新
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
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