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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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夫一样，在近代文明生活中每每生出居无定所，活无位置的孤叶飘零之感；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爱情无着、婚姻不幸的满怀愁绪一生无法释然；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对故国孱弱，社会黑暗的忧思久难排遣……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两位各自文坛上的“忧郁王子”。他们身上弥漫山的浪漫主义敏感性成为识别他们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的鲜明标志。
带着这种时时感到个性被压抑，个人被社会排斥的感伤心态，郁达夫对这位异国知音的理解极为独特。他将屠格涅夫的作品一概看作“自叙传”。而郁达夫本人的创作也可看作是他自传性心路历程的写照。郁达夫的作品会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溶入一种特定的情绪氛围，从而淡忘了情节内容。屠格涅夫通过描写与人物心境相对应的景物来渲染情绪氛围，进而达到诗意境界的笔法，这在郁达夫的不少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怀乡病者》、《蜃楼》、 《十一月初三》、《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
郁达夫的作品，其主人公几乎都是潦倒失意、感到被社会排斥、遗弃的殉情青年——“零余者”，这与他对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的偏爱不无关系。这些时代桎梏下的青年与“多余人”罗亭（《罗亭》）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在精神气质上息息相通。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气质上的这种接近和相似，为屠格涅夫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条通路。
瞿秋白的生命纪程和屠格涅夫
笔下人物的命运轨迹
早在俄文专修馆当学生时，瞿秋白就曾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他对屠格涅夫的创作思想作过深入的研究。瞿秋白在他写的俄国文学史著作《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精辟地将屠格涅夫小说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单纯的结构和客观反映现实的态度。并从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入手，独到地论述了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的形象——“多余人”和被屠格涅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巴扎罗夫 （《父与子》）在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对社会无益的人。这些新颖精辟的见解，在屠格涅夫的研究中，至今仍很有份量。
瞿秋白不仅对屠格涅夫深有研究，而且公开承认他本人的思想与屠格涅夫创作的关系。他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两部散文佳作。它们不仅以对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报告文学，而且坦率地叙述了作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轨迹，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瞿秋白在 《赤都心史》中，以坦荡的胸怀作了严格的自我剖析，该书第三十二节“中国之‘多余人’”，首先引用了《罗亭》中的话。瞿秋白的自我剖析精神，将自己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相提并论的勇气，使他成为兼作家、翻译家、党的杰出活动家、宣传家于一身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瞿秋白的一生恰似屠格涅夫笔下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追随俄国“到民间去”的“忏悔贵族”的步履，抛弃安闲优裕的生活，投身于革命激流，逐渐成长为革命领导人，但在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身心疲惫，困惑不适，最终成为“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自语）。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笔下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在瞿秋白身上重演。
鲁迅——跨入屠格涅夫的“门槛”
鲁迅没有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作品，但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小说月报》、《语丝》等杂志刊登过不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有关的介绍性文章，有时鲁迅自己的文章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这些刊物上同期发表。鲁迅还在与郁达夫共同主编的《奔流》上，刊载过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并在《〈奔流〉编校后记》中介绍了这篇论文。演讲中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献身精神的赞颂，引起了鲁迅的共鸣。鲁迅还对屠格涅夫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对人生的认识深表赞同，并强调这篇演讲对于认识屠格涅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与屠格涅夫在堂·吉诃德问题上的共识，也反映在鲁迅的创作，尤其是散文诗的创作中。鲁迅的散文诗《过客》较明显地受了屠格涅夫著名散文诗
《门槛》的影响。两者在艺术构思上极为相近——都在诗剧中采用对话形式。过客的昂首前行和俄罗斯女郎的跨进门槛，都表现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信仰。他与她都具有为寻求光明，克服重重障碍，坚韧不拔，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与她同样有着战斗中的孤独、上下求索时的寂寞和前进中不明具体目标的徬徨。鲁迅这一类散文诗还有《秋夜》、《复仇》、《雪》、《影的特别》、《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等，它们都笼罩着屠格涅夫散文诗（尤其是《门槛》、《老妇人》、《狗》、《虫》、《大自然》《天巢》等）的地狱的阴影和死亡的鬼魂，它们都描绘了一种惨淡、灰暗的心境，传递出深刻的孤独和寂灭的情绪，呈现给读者一种悲凉、感伤的美学氛围。但鲁迅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悲剧风格在相似之外又各有千秋：屠格涅夫更突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忧郁，蕴含有幽婉动人的情致；鲁迅则更敢于品味地狱的阴暗与寂寥，呈现出沉郁、悲怆的壮美风范。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屠格涅夫晚期的《散文诗集》之间有着明显的借鉴关系。但鲁迅的《野草》没有屠格涅夫《散文诗集》中所流露的绝望感和宿命观。由此可见，影响和独创不是对立的，受了某种影响不一定就缺乏独创性。
从鲁迅的散文诗对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借鉴与创新，笔者又联想到鲁迅的名篇《药》，其主题，构思、情节与屠格涅夫的《工人与白手的人》一文极为接近。《工人与白手的人》讲了一位不为工人所理解的革命者（白手人）牺牲后，工人关心的只是得到一段绞死革命者的绳子来治病。《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由此不难想见，鲁迅在创作《药》时，从屠格涅夫《工人与手白的人》中获得的启迪。
从以上具体的事实联系中，我们看到鲁迅早期创作 （主要是散文诗）与屠格涅夫的内在联系。
沈从文与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一道风景线，有其独特、别致的魅力和内蕴——他的作品中并没有催人奋进的激情，亦没有娓娓道来的道德教诲，而是充满了一种对未来的茫然困惑和无从释然的悲郁情怀。这道风景，处处显现着生命和美的诗意世界。
沈从文的世界是现代中国文苑里与众不同的景致——这个世界少的是黑暗社会重压下的窒息和激愤，多的是色彩斑斓、声音美妙、芳香扑鼻的生命律动。这两个世界实在应该，也可以沟通。事实上，崇尚行云流般自然的沈从文，的确对擅长说教的托尔斯泰保持距离，对沉醉于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敬而远之，而独独对屠格涅夫生出一份亲近之感。
屠格涅夫启迪了沈从文的浪漫心智，在这方面，《猎人笔记》的作用尤其突出。1847年—1880年间先后诞生的二十五篇特写，组成了这部“笔记体”小说。它比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更为自由和洒脱地展现了自然之美、生命之光。天才的农民歌手雅科夫 （《歌手》），以他那销魂深沉、悠扬的歌声，展现出草原的亲切和广阔；淳朴、天真的农家孩子 （《白净草原》），围坐于夏夜篝火旁，彼此讲述鬼怪故事，唤起我们对无邪童真的悠然回味；精明强干、善于经营的霍尔和憨厚殷勤的卡里内奇（《霍乐和卡里内奇》）让我们感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给予生命的不同底蕴……《猎人笔记》中，大自然一反在屠格涅夫许多中长篇小说里的地位，不只是服务于烘托氛围、反映人物心绪的配角，还是与人并立存在的生命实体，是人的朋友。明媚的阳光，涓涓的溪流，雨后的森林，蘑菇的芳香，夜莺的啼啭，暮钟的鸣响……都是宇宙之中生命和美的奇迹。
屠格涅夫漫步在俄罗斯草原，采撷下一簇簇芳香四溢的野花，写成《猎人笔记》。沈从文穿行于故土湘西的清丽山水间，录下一路乡情民风，独创出散文长卷——－《湘行散记》。沈从文象屠格涅夫一样，怀着温爱，带着眷恋，用整个的心灵去书写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纤夫、矿工、妓女、店老板、猎人……以平和亲切的笔调描绘他们如同大自然一般顺和恬淡的生命状态和悲欢人生。
沈从文曾经多次提及他所欣赏的《猎人笔记》，谈到它的精妙独到之处。的确，《猎人笔记》和《湘行散记》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理性地分析而是直观地把握艺术。它们都不执着于客观的人物，完整的事件，而倾心于这些事件、人物唤起的感受和印象。沈从文十分推崇和欣赏的正是屠格涅夫将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揉为一体的创作手法。“淡淡的哀愁”，即忧郁的抒情是屠格涅夫艺术的最大特色，也是沈从文与屠格夫更深一层的联系所在。“美丽总是愁的人”（沈从文语）——足以表明沈从文与屠格涅夫的精神契合，他俩都醉心于生命内涵的美。在对带着神秘色彩的人生现象的速写中，潜含着一种永恒的忧郁：《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写一个县城医生在体验了与一位垂死女病人的爱情后，对人间幸福的漠视，在他看来，那短暂爱情正如昙花，虽只一现，却是永恒；《边城》中沈从文写雷雨袭来，白塔倒掉，爷爷死去，这些都是创造一切又摧毁一切的自然力对人性法则的无情，然而真挚美好的感情却可穿透岁月与时空——美丽的翠翠依然在等待那位月下唱歌的人。读读《萧萧》、《贵生》等作品，分明也能感受出沈从文吟唱的田园牧歌背后的淡淡的忧思。
屠格涅夫和沈从文将他们沉郁的对宇宙人生的观照，对生命底蕴的探索，透过优美的文字展露出来。他们先后弹奏出“充满时代与历史感兴的生命协奏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抒情作品有艺术性而缺乏思想高度。沈从文对屠格涅夫的深刻领会，不在于外部技巧的模仿，而在于内在美学的一致。
巴金——中国的屠格涅夫
国内外都有人把巴金称为“中国的屠格涅夫”。
巴金喜爱屠格涅夫，他与夫人肖珊翻译了不少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是翻译家，更是作家，他把翻译与创作融为一体。屠格涅夫被西方评论界称为“小说家之中的小说家”，“诗意的写实主义”；巴金，从他文笔委婉抒情的小说里，我们亦可感受到鲜明时代气息中所饱含的浓浓诗意和薄薄哀愁。
和茅盾不同，巴金首先向屠格涅夫学习的不是如何把性格的刻画与对这些性格的社会历史命运的阐发更好地结合起来，而是考虑如何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将一群风华正茂的时代青年写进作品里。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知识青年罗亭、拉夫列茨基、英莎罗夫、叶琳娜 （《前夜》）巴扎罗夫、阿尔卡狄（《父与子》）等在生活、恋爱、思考、议论乃至争辩，他们集中地反映出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俄国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时代特征；巴金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吴仁民（爱情三部曲：《雨》）、周如水（爱情三部曲：《雾》）、李佩珠（爱情三部曲；（《电》）、觉慧、觉民、觉新、琴、淑英、淑华（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为人生、为爱情、为前途而思索、苦闷，徬徨、前行，他们命运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本世纪“五四”时代至四十年代动荡变幻中的中国社会。
屠格涅夫擅长写两类青年——“多余人”和“新人”。
继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是屠格涅夫写出了俄国新一代“多余人”的新特征；也正是屠格涅夫首先提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这个名称，还是屠格涅夫看出农奴制必然崩溃的趋势，第一个站出来为贵族阶级唱一曲哀婉动人的挽歌。
巴金创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多余人”。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对巴金作品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爱情三部曲》中的《雾》里：主人公周如水留学归来，徘徊于深爱的情人与不爱的妻子之间，踟蹰于克尽孝道和著书立业之间，最终爱情舍他而去，事业也终成泡影，他只有自杀来求得解脱。在周如水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罗亭的影子。巴金曾谈到《家》的创作受到《贵族之家》的启发：高觉新这一旧社会分崩离析的牺牲品与“贵族之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