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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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名剧。

　　《钦差大臣》驰名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和中国人对它的特殊领悟。剧中人物的脸谱，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不由得从俄国官僚想到中国官僚，正如陈白尘所说：“它帮助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了中国的官僚政治，认识了自己当前的敌人。”此外，自己不具备的东西往往都会引起好奇心——在天性中，中国人是不善于喜剧性夸张的，因而这种适宜于喜剧性夸张的辐射形戏剧结构对中国读者和观众很有吸引力，进而波及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张天翼的小说《欢迎会》正是《钦差大臣》式的结构模式，各种形象和行为围绕着一个大人物的视察展开；陈白尘的三幕讽刺喜剧《升官图》并不刻意描写事件，而只是为剧中人物的活动制造一个合适的契机，这恰是对果戈理辐射结构的妙悟；老舍取材于真人真事的　《西望长安》采用的也是辐射形戏剧结构，但对这个结构的功能利用不够充分；沙叶新以一部《假如我是真的》为文革后的中国舞台重新唤回了对果戈理辐射形结构喜剧的记忆。该剧的夸张和谐感很是贴近《钦差大臣》，对骗子的处理与果戈理对骗子的塑造手法非常相似，同时作者注意挖掘人物的深层情感，获得了喜剧所特有的感染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严肃性，有别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粗犷豪放的随意性。中国人注意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上述三部戏剧的结局处理都不同于《钦差大臣》。中国人不会让骗子象赫列斯塔科夫那样，阴谋得逞后还逍遥法外，必须予以理性的惩办。

　　《钦差大臣》在中国“巡行”半个多世纪不衰。今天，从未读过《钦差大臣》的中国读者，如果去翻翻这部作品，也许会大吃一惊：怎么一百五十八年前，充盈于旧俄罗斯偏僻小城中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贪污行贿，敲诈勒索，媚上欺下和愚昧不化……我们并不陌生？对了，正象巴金论及《假如我是真的》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遗留的东西。”

　　从“外套”里钻出的范老老师

　　吴先生、汪文宣……

　　果戈理《彼得堡故事》中最著名的一篇《外套》被公认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直接描写小人物的又一佳作。诞生于1842年的《外套》与《钦差大臣》同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到1927年《外套》已经有两个以上的中译本。

　　和果戈理的其它小说一样，《外套》的情节十分简单：九品小文官巴什马奇金为人老实忠于职守。职位低微、生活穷困的他，因老穿着一件补丁落补丁的外套到部里上班，时时受到大人物的奚落。他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做了一件过冬的新外套，可第二天晚上赴宴回家途中被人剥走。去告状，他的不幸遭遇不但没得到同情，反受到大人物一顿斥责。这个一贯逆来顺受、受尽欺辱的可怜虫从此一病不起，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去。

　　《外套》忠实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生活中小人物的本来面目，没有偏见蔑视，也没有美化拔高。它同　《狂人日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体现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民主性和人道精神。《外套》对俄国后来出现的“自然派”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　《外套》中孕育出来的。”这种塑造小人物的方法确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鲁迅、张天翼、沙汀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正是在较深地理解了果戈理，尤其是《彼得堡故事》中的果戈理之后，才把目光转移到中国社会的“小人物”身上。《外套》一进入中国、便成功地调动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讽刺文学写凡间小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是，中国文坛出现了巴什马奇全式的“小人物”。如沙汀笔下的范老老师（《范老老师》）、张天翼笔下的陆宝田（《陆宝田》）、叶圣陶笔下的吴先生（《饭》）。甚至连巴金这样激情四溢的作家也不免写出了又一个中国的巴什马奇金——唯唯懦懦、忍辱苟安的悲剧人物汪文宣（《寒夜》）。从其他一些中国作家写小人物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果戈理《外套》的烙印。

　　果戈理的作品魅力四射。他笔下那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仍能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唯利是图、荒淫无耻、卑鄙奸诈、阿谀奉承等人类的劣根性时有表现，乞乞科夫、赫列斯塔科夫、巴什马奇金式的人物不时出现。

　　1852年，四十三岁的果戈理拖着病体，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扔进火里。随着多年的心血化成灰烬，这位从乌克兰乡间走来的一代大师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五十五年后，他那不死的魂灵走入中国。

　　从1907年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最初介绍果戈理至今，中国读者所知的这位文坛巨人的作品已远不止限于《狂人日记》、《死魂灵》、《钦差大臣》、《外套》这几部，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肖像》、《鼻子》、《塔拉斯·布尔巴》、《婚事》等佳作在鲁迅、瞿秋白、耿济之、姜椿芳、韦素园、鲁彦、孟十还、魏荒弩等几代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为更多的中国读者熟悉、接受。

　　从前面的行文中，读者已不难猜到，在众多的译介者里，鲁迅不仅是最初结识和最早介绍果戈理给中国的人，而且也是研究和翻译果戈理作品最力的一位。鲁迅一生先后译介过二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六位作家，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共四十七位，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果戈理，又是鲁迅评论最多、翻译其作品最多、见解最精的一位。从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鲁迅曾在十九篇文章和通信中谈到果戈理。鲁迅一生如此重视研究果戈理，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鼓励别人评介果戈理。果戈理对鲁迅影响之深、更从鲁迅本人的创作中体现尽致。前文已作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果戈理的文学遗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曾经历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除鲁迅之外，张天翼、沙汀、鲁彦、叶圣陶、陈白尘、老舍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学习借鉴过果戈理。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当东西方文学交流空前频繁时，果戈理的位置已失去了往日的醒目，但在当代中国讽刺文学中，我们还是不难从蒋子龙的《找“帽子”》、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黑炮事件》等作品中听到果戈理的声音，尽管中国的讽刺文学至今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

　　果戈理当初是以“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丁玲语）的姿态步入中国新文学的。几十年来，我们对果戈理的研究一直是沿袭社会批判的思维模式进行的。这给果戈理研究蒙上了极深的社会政治色彩。这样做实际是降低了果戈理应有的档次。好在新一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扭转固有的思维轨迹，转换视角，从创作本体去重新全面审视果戈理——这位列入世界文化名人行列的俄国作家。顺着这样的导向，中国读者定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果戈理世界。

　　屠格涅夫与中国：精神上的遇合

　　二十世纪初，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悄然走进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和他的艺术间产生了一种奇特而持久的天然亲和力。他就是屠格涅夫　（1818—1883）。“前夜”里，涌来一股“春潮”……

　　1915年，“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散文诗的倡导者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国读者结识了又一位俄国文坛巨星。俄国文学有计划地、大量地被介绍进入中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五四”后十多年间，俄国主要作家及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很多都翻译了过来，但译印最多的还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的　《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新时代》、《烟》、《猎人笔记》、《初恋》、《春潮》、《村中之月》、《散文诗》等，都有了一种或几种译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名流组成了强大的屠格涅夫译者阵容：郭沫若、郁达夫、耿济之、郑振铎、沈颖、王统照、赵景深、梁遇春、刘大杰、巴金、丽尼、陆蠡、黄源、黄裳、李健吾、丰子恺等。有这么多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参与翻译，使得屠格涅夫作品的译文质量起点颇高。屠格涅夫的评论阵容与翻译阵容旗鼓相当，除上述译者中的一些外，鲁迅、瞿秋白、茅盾、许钦文、焦菊隐、夏衍、胡风、艾芜等名家都曾撰文评述屠格涅夫。而屠格涅夫对中国作家创作活动的影响，直接谈到的就有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丁玲、巴金、沙汀等人。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和他们有关屠格涅夫的评论，突出的感觉是：中国知识界、文学界与屠洛涅夫有着一种广泛的神交。

　　郭沫若是较早接触屠格涅夫作品的中国作家之一。1921年，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五首早期诗作。同年东渡日本途中又读到了《处女地》。三年后向成仿吾要来这本书，并于当年译成中文发表。书中的主人公涅日达诺夫是个浪漫有余的理想主主者，对革命的浪漫幻想破灭后，对革命及整个生活的理想也随之破灭。郭沫若喜爱这本书，认为涅日达诺夫“有点象我”。茅盾的长篇小说《蚀》、《虹》单从题目看，就与屠格涅夫的《前夜》一样，都是一种象征，使得人物在时代氛围中体现社会、情绪、心理、愿望、矛盾。茅盾在　《虹》中着力塑造了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子形象。她摆脱家庭束缚，从个性解放走上社会解放运动的成长历程，与《前夜》中的叶琳娜同出一辙。丁玲的《韦护》所体现的主题正是屠格涅夫作品中常见的主题——革命与恋爱。主人公韦护身上表现的处于革命大潮中的知识分子克制私欲，以革命工作为重，最终理智战胜情感的经历，明显透出屠格涅夫作品的影子。丁玲本人大致也是循着“新人”的足迹成长的。王西彦短篇小说《雨天》中的女主人公夏小兰正是从屠格涅夫笔下的坚强女性身上吸取到精神力量，最终离开小家庭，走上了为死去亲人的复仇之路。王西彦日后谈到他当年创作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　《古屋》、《神的失落》等时，很吃惊于自己对屠格涅夫的模仿：努力想做到简练朴素，因而结构缺乏宏大的规模，情节缺乏曲折的变化。王西彦还写过有关屠格涅夫研究的论文。《活尸首》的译者——作家王统照准确地抓住了屠格涅夫的艺术风格，他称屠格涅夫的小说是“诗的散文的叙述”。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的陆蠡与丽尼，与巴金情况相似，他俩都是屠格涅夫作品的出色译者。他们的散文又都接近屠格涅夫的风格，具有清丽委婉的抒情韵味。如《囚绿记》（陆蠡）、《黄昏之歌》（丽尼）等。丽尼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特色也有精辟的概括，即“抒情主义和忧郁”。三十年代的何其芳、陆蠡、丽尼、巴金等青年都带有屠格涅夫在　《幻影》、《当我独自一人……》、　《我夜里起来……》中传达出的心态情绪：惆怅、寂寞、期待。端木蕻良虽后来转向追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的气势和广度，但他还是十分喜欢屠格涅夫在艺术手法上的精纯。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从各自的特点和需求出发，主动吸收、借鉴屠格涅夫，为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添光增彩。

　　郁达夫的“屠格涅夫情结”

　　提起屠格涅夫与中国作家相互间的精神联系，笔者首先想到了“忧郁王子”郁达夫。郁达夫对屠格涅夫的钟爱流于言表：“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令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为什么屠格涅夫对郁达夫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造就的作家，在身世命运、内在气质上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童年生活充满了郁郁寡欢的孤寂，缺少母爱和温情；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天性中都富有“自然之子”那田园牧歌般的诗韵；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在近代文明生活中每每生出居无定所，活无位置的孤叶飘零之感；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爱情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