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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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恐怕不会想到，在他决斗身亡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学界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937年是俄苏文学翻译中的“普希金年”。在《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中除了孟十还的译作，还有王季愚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等十首诗、张西曼译的《酒神祭歌》、秦涤清译的《杜布洛夫斯基》；在《普式庚创作集》中包括克夫译的《渔夫与鱼的故事》、《牧师及其工役巴尔达的故事》；在《中苏文化》杂志《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上，登载有张君川的译诗五十九首、张西曼的译诗四首、宗群的译诗《囚徒》等。这些均直接译自俄文。此外，中国人还亲身感受到普希金祖国人民对他的热爱与景仰。1937年2月，戈宝权前往苏联参加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除在莫斯科参加各种活动外，还到列宁格勒访问了与普希金有关的地点，并到过诗人家乡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戈宝权将所到之处的见闻感受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普希金年”的各项活动与成果引发、激励了更多的译者致力于系统全面地译介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名家名作。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现了大量译自俄文的普希金作品，它们是：吕荧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1944年）、余振译的长诗《波尔塔瓦》（1946年）、磊然译的小说《村姑小姐》（1947年）、水夫译的小说《驿站长》（1947年）、梁香译的小说《暴风雪》（1947年）、余振译的《普式庚诗选》（1948年）等。1947年，《普希金文集》与中国读者见面，该集包括普希金专家戈宝权译的四十首短诗和故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以及林陵译的剧作《波里斯·戈都诺夫》。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普希金的译作得以再版。1970年重版了刘辽逸翻译的《杜布罗夫斯基》和梦海翻译的《普希金童话诗》。大规模地重印五十年代翻译的普希金作品是在八十年代初。查良铮翻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继1954、1955、1956、1957、1958年之后，于八十年代第六次重印。进入八十年代，为使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得到普及，中国文学界没有满足于已有的译作质量，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译作，在译文质量上不尽人意之处很多，数量更多、文学性更高的新译作开始出现。1983—1984年，我国出版了几部普希金作品集：冯春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收入该书的许多作品是重译，如《上尉的女儿》在冯春之前已有四种译本、戴启篁翻译的《普希金戏剧集》，该书中的七部剧作有五部是首次翻译、汤毓强和陈浣萍新译的《普希金爱情诗选》、余振重译的《普希金长诗选》、刘湛秋新译的《普希金爱情诗选》和王智量重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次译本）。
普希金也许更不会想到，为他圆梦的中国人并不满足于积极翻译他的作品，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的普希金研究文献，另一方面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普希金学。
1983年，我国翻译出版了伊万·诺维科夫的长篇小说《普希金在南方》和阿格尼娅·库兹涅佐娃的中篇小说《普希金娜传》（中译本书名）。同年，张铁夫和黄弗编译的《普希金论文学》问世，书中除普希金本人的文章外，还收有同时代人的回忆；对中国读者来说，普希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长期以来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由中国人自己写出的研究普希金的著作，却还很少。1983年出版了易濑泉和王远泽编辑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该书的论文均由中国人撰写。王智量的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1985年）是俄国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书中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三篇文章对这部“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语）作了深入中肯的评析，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在我国俄罗斯语言文学工作者一代代的努力下，中国读者从普希金作品中饱览了高加索的优美景色，领略到茨冈人的万般风情，体察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小人物”驿站长维林的内心痛楚，结识了俄国文学中一系列“多余人”形象的老大哥——奥涅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美丽女性——达吉雅娜身上俄罗斯性格的动人魅力。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中国普希金研究者们将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普希金研究，使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与中国文学名著中的著名人物相识。于是，中国读者以新的眼光打量中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侯方域（《桃花扇》），从新的视角审度与奥涅金灵犀相近的贾宝玉。新的思维方式提供我们从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着重探讨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就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成就最大、贡献最多的当首推外国文学翻译家、普希金研究专家戈宝权。
据戈宝权先生回忆，1932年他开始学习俄语，读过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正是普希金的作品把他引上了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戈宝权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在苏联生活过五年。这期间，他有机会广泛接触苏联的文艺界、作家和汉学家，并开始专门研究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戈宝权开始系统研究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曾在《人民日报》、《文学评论》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普希金和中国》（1959年）、《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1962年）等多篇论文。通过这些文章，对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作了最初的梳理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戈宝权阅读和翻译了普希金的许多作品，观看了许多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戏剧，走访了苏联的许多普希金生活过的地方和纪念馆，参加过苏联和中国的许多普希金纪念活动。继1937年参加苏联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活动，五十年后又于1987年，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戈宝权应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在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研讨会上作了《普希金和中国》的发言；又应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之邀，为纪念会撰写了题为《我的普希金》的专文；还为苏联图书爱好者协会的文集《献给普希金的花环》写下《普希金在中国》的文章。同年，接受苏联文学基金会奖给的普希金文学奖金和奖状。1988年，七十五岁的戈宝权先生再次应邀前往苏联接受“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并参加了在普希金的故乡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举行的第二十二次全苏普希金诗歌节。
戈宝权先生所作的这一切增强了中国读者对普希金的了解和热爱，推动了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普及，为建立中国自己的普希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普希金，梦里梦外缘未了
整整九十年前，普希金的作品以一部《俄国情史》率先传入中国。“五四”以后，他的作品在中国越来越广为流传。1937年、1947年、1949年、1979年、1987年北京、上海等地的社会团体都曾举行伟大诗人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活动。迄今为止，中国有了普希金全部小说和剧作的中译本。普希金的名字早已为中国人民熟悉，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不仅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而且影响到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八十年代初，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曾前往天津，与中国当代作家冯骥才作过一次长谈。冯骥才与李福清见面初始，便谈起了普希金。谈话间，冯骥才告诉李福清，青年时代的他常常一个人在家朗读普希金的诗作《致大海》。
普希金，你对中国的真诚向往，得到了同样真诚的回报。你用你的作品，我们用几代人的努力，为你圆了中国梦。
历史有时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让人不能不相信缘份这个东西。在普希金的后代中居然有人还有华人血统！——普希金的第四世孙女伊丽莎白·亚历山大罗芙娜·杜尔诺娃，于1958年与美籍华人罗德尼·刘结婚。罗德尼·刘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纯血统华人。现在他们定居美国，有五个子女。
如今，上海闹市区中一个幽静之处默立着普希金的雕像——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座俄国作家的塑像。
普希金，你不是已经来到中国了吗？
鲁迅说：最爱看的作者之一，是俄国的果戈理
1952年春天，著名作家丁玲、曹禹等人前往莫斯科参加果戈理（1809—1852）逝世百年纪念。途经乌兰巴托—蒙占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上一位蒙古乘客走近曹禹等人，微笑着想和他们交谈。无奈他不懂汉语，我们的作家们也不懂蒙语，大家一时不知该怎样表达彼此兄弟般的友好。过了半天，蒙古朋友忽然问：“果戈理？”曹禹立即答道：“果戈理！”随后，他们没讲一句话，却各自掏出中文、蒙文的果戈理译本相互交换翻阅。蒙古朋友一边浏览着《死魂灵》译本的播图，一边热情地介绍果戈理作品在蒙古传播的情况。曹禹、丁玲等人虽听不懂，但也听得出那些熟悉的人物的名字。原来，这位蒙古朋友也是位作家，一路上中蒙两国的作家由于果戈理而成了朋友。
果戈理和他的作品不只是俄罗斯的国宝，也是全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果戈理早已跨出国境，走向世界。八十六年前，果戈理来到中国安家落户。
两篇佳作同一名—— 《狂人日记》
在中国，俄苏文学爱好者都会知道果戈理写的《狂人日记》，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些基本常识的读者不会不知道鲁迅也写过一篇叫作《狂人日记》的小说。仅从两部作品相同的题目，人们就会自然将两者联系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将果戈理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也是译介果戈理作品最多的一位。鲁迅一生重视果戈理，甚至直接拿来果戈理作品的题目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其中最根本的的原因在于这两位文化伟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为人生”又是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创作的共同点。从鲁迅许多现实主义文学力作中，如《狂人日记》、《呐喊》、《彷徨》等，都可以看到果戈理作品的影子，中国现代文学也曾受到俄国这位批判现实主义巨匠的深远影响。
先来看看俄国的《狂人日记》。
1835年，在俄国农奴制危机四伏，人民潜藏的愤怒情绪日增的时候，果戈理以第一人称日记体形式写下了著名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一个地位卑微、收入菲薄的小职员，在社会上处处受到虐待和欺侮，连部长家的狗都称他为“装在麻袋里的乌龟”。他为上司的女儿而神魂颠倒，但渴望中的幸福却是如此遥不可及。他为失去了昔日的天堂和今日生活的权利而怨恨。求爱不成，波普里希钦就幻想当上校，做将军，想疯了的时候就自以为真的当上了西班牙皇帝，因为只有皇帝不必求人而被人求。这个以官阶、权势、金钱为生活目标的幻想狂最终成了疯子，并被投入监狱。他在日记中痛苦地悲鸣：“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借狂人之口，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对等级森严的沙皇官僚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再来看看中国的《狂人日记》。
时隔八十三年，1918年，在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鲁迅同样以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是非常熟悉的，在此不再赘言。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我国统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对于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评价凡是中学好好学过这篇课文的同学，大概都已烂熟于心。因踹了“古久先生陈年流水薄子”而遭受迫害致狂的狂人，是个勇敢的反封建战士。他最后的呼叫“救救孩子”实际上是鲁迅在呼吁社会来推倒封建主义的“铁房子”，呼吁社会拯救一代青少年。这种控诉不只限于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而是扩展到中国整个“吃人”的封建文化和思想。
大概由于同名的缘故，中国文学评论界特别爱在这两篇《狂人日记》上做文章。尤其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后，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