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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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教育现实，还大量存在着阻碍、甚至压抑学生创新精神的因素，诸如师生人格的不平等、对学生的不尊重、贬损人的尊严，简单、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训练方式、评价模式，对学生人为的分等，过多的榜样、标兵教育，以及繁重而杂多的知识、信息粗糙地塞进学生的心灵，等等，实际上学生已经很少能有创新品质伸展、生成的空间。虽然我们的现代化已走过了一百年，但我们的教育观念却还可能停留在几十甚至上百年前，还十分落后。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的创新教育理想的实践不能不大打折扣。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创新教育”实际上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创新本身，即并不在于有意、多为地去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而在于更多地、逐渐地、实在地调整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心态，清除我们的观念、行动中阻碍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发展的因素，为他们的创新潜能的凸现创造尽可能多的良好的情境。
不仅如此，在我们对教育的思维方式尚简单、机械，还并没有学会以冷静、客观、辩证的心态视之的情况下，惟创新是瞻，很容易走极端，导致对历史传统价值的漠视，不重基础，不重视扎扎实实的学习、积累。我们实际上一直没有学会一种理智而客观地对待历史的态度，所以有人提出，尽管我们的历史悠久，但现实中我们却并没有充分地“拥有”历史〔18〕。过多地渲染创新，不利于在年轻一代中培养一种审慎的历史观和应有的对历史传统的尊重。而没有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和在此之上的踏踏实实的、厚重的积累，我们的创新又能走多远？而且，当我们承认人的创新潜能存在差异，当创新品质的高低成为教育的核心目的和评价学生的准尺时，是否有悖于我们的面向全体的教育目标，是否又在教育中人为地制造新的不公正呢？而且，现今的教育还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我们又怎么可能在那些教学硬件、软件、师资都缺乏的地方推行我们所期望的创新教育呢？
如果我们的教育果真能像我们所设计的创新教育理想，那是求之不得，但一旦当我们问及“创新教育如何可能”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冷静地面对我们的教育之现实土壤，我们的教育问题的复杂质地，乃至我们社会的深层结构，这使得我们无法简单、激进地思考问题。在此意义上，本文的写作并不是反对创新教育，而只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冷静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以使我们的讨论更周全、细密、慎重。也许，我们对“创新”、对“教育”的期望值都太高了，换一种平和的心态细细审度，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注释：
〔1〕王磊：《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教育研究》1999年8月。
〔2〕从我们社会中左一个事故、又一个事故中可见一斑。同济大学一研究生回乡遇害案亦刻骨铭心。
〔3〕我们的不少执法者的法律意识尚且淡薄
，更不用说一般平民。可参阅《南方周末》编《新视点》，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48页。
〔4〕从法轮功事件可见一斑。
〔5〕请参阅《随笔》2001年第3期，第27－30页。
〔6〕朱国宏：《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7〕马克斯·舍勒：《舍勒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98页，另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8〕可参考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的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易经》。
〔10〕参见资中筠：《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书屋》2000年第4期。
〔11〕关于前喻型、后喻型文化，请参考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13〕参见《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现代汉英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15〕《古希腊教育论著选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16〕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6、54～55页。
〔17〕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8〕参李达梁：《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读书》，2001年第5期，第104～107页。
伤感的旅途
——徐志摩情爱剖析
？ 苗雪原
徐志摩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文学史已有公论。然而仅凭这些，诗人是无法获得超越历史时空的关注的。历史启示我们，愈是复杂的人物愈有魅力。当并不轰轰烈烈且短暂的一生成为一种象征，为世人留下了恒久的思念与争议的时候，诗人得以永恒。诗人传奇般的情感历程与天纵之才交相辉映，织成一片炫目而神秘的光影，吸引了诗人生前身后的无数世人。在逝去的七八十年岁月里，无数笔触热切而又似乎徒劳地试图解构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梁思成构筑的情爱迷宫——诗人的情爱无定解——笔者无意也不可能作出绝对惟一的情感判断，只是试图通过前人未曾尝试过的视角审视在诗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和矛盾，利用众所周知的琐碎史料去逼近历史真实，作出回应于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新断语。
徐志摩坦承与张幼仪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无真爱可言，但吊诡现象并不在于徐既不爱张，又为何与其生儿育女——这可以从生理学上得以解释；问题在于1921年春夏季节徐已与林徽因在英伦展开了中国新诗史上最出名的恋爱，而他的次子却于1922年2月出生。这对追求人生“真幸福”、“真恋爱”的徐来说是极大的讽刺。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恋爱的双方在心理、行为上都具有排他性的特征。但徐的行为似乎对心理科学提出了挑战。徐既已邂逅了令其终生魂魄牵绕的“启明星”，在倾心爱慕，情感最纯洁、最神圣的时刻，却摆脱不了肉欲本能的摆布。与合法的妻子合法的敦伦不但亵渎了其与林情感的圣洁性，也令人对其品质提出了质疑。在爱情至上者的眼里，这一行为说明徐与其是冲破世俗，勇敢追求真正爱情的叛逆者，毋庸说其更像一个花花公子。这一长期为世人忽略的隐微事实结合徐以后的作为，足以使人对其情爱观作出精准的把握：徐是灵魂的人，同时也是性的人；纯粹的精神恋爱和肉欲交欢是可以割裂并行不悖的。这种性爱分离，为现代西方人广泛接受的情爱观，笔者无意对此作出价值判断，也无意探讨徐的情爱观的形成与其生活环境，乃至与其身体力行提倡新两性关系及婚姻道德观的恩师罗素的影响。但这一对徐情爱观所下的断语在后文将加以运用，它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对诗人生活图景的勾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研究中，徐与陆小曼演绎的惊世骇俗的恋爱被认为是奋力抗争传统的世俗社会，追求自由爱情的象征。但是在本质上，陆只是林徽因的虚幻的替身，是徐精神极度苦闷时期的填补。徐陆的恋爱也决不是什么爱情叛逆的象征，它只是真正的爱情最终向世俗社会屈服之后的一种情感的替代，徐陆之间的爱情故事即便当年轰动了京华也不能改变这一实质。
1921年徐与林相知相识后，林长民（林父）于当年10月携女不告而别；1922年2月徐则不顾张已有身孕在柏林与之协议离婚；既而于1922年8月放弃了熬了两年才获得的剑桥大学给予的正式研究生资格，匆匆结束异国之旅。尽管在徐1921～1922年间所有的作品与书信中均不能觅得其当时心迹，但徐在林不辞而别之后这一连串唐突讶异的举动昭示其强烈动机。回国后的诗人虽然从事创作、社会活动，参与组织文学兼社交社团“新月社”，但表面的喧嚣热闹无法掩饰其心灵深处的寂寞与惶竦。虽然一度失去联系的林氏父女又同其往来，诗人也是林府上的座上客，林徽因还是和以前一样谈得来，但诗人陷入了咫尺天涯的困境。林徽因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订婚之事已有传闻。在世俗眼光的衡量下，比林大三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梁思成相对于比林年长九岁，且已结婚生子的徐更适合林。何况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梁启超与林长民又是至交，双方均有意联姻，徐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为林而离婚的徐这时本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林了，毕竟这些不利于徐的客观事实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时的徐竟完全丧失了在英伦时的锐气与洒脱，在国内追求林徽因的行动上懦弱踯躅，裹足不前，折射出其思想、性格上深刻的悲剧性的一面。
沐浴过美雨欧风，有着追求自由、张扬自我的时代新精神的诗人，却仍旧背负了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负累，在个性上也有着太多的缺憾。虽然在徐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传统伦理道德的控诉，但这更多的是出自其诗人的气质和正直的秉性而非深刻的批判性思想。严格地说，徐只是情感化的诗人而非思想者，更非具有真正独立姿态的行动者。诗人爱情悲剧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而终其一生对其缺失应有的反省与体认，其反抗行动与顺从态度均有很大的盲目性。徐青少年时代因钦敬梁启超学识文采，在其父徐申如的支持下以一千元大洋的不菲贽见礼经人力荐得以拜其为师。而正是这个令徐敬畏有加的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林长民携女归国后是否向这位准亲家透露徐弟子成了威胁到梁林联姻的爱情黑马不得而知，但迟至徐回国后又开始出入林府期间，林父无疑会将有关情况透露给梁。也正是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在徐尚未归国的近一年时间里，双方似乎并不急于订婚——老于世故的梁这一手给了局囿于师道尊严的弟子以沉重打击。徐后来敢于为了和并无真爱可言的陆小曼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在所不惜，这说明徐并不缺乏单纯的蔑视世俗的勇气，但却在梁启超的无形威压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宁愿眼睁睁看着一生的最爱被残忍而巧妙地掳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是阻隔徐林爱情的现实障碍。徐的难题在于他能否树立真正独立的人格，超越并重新界定与“尊师”梁启超的关系，与其针锋相对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梁的手腕可谓“稳，准，狠”，置徐于绝望境地而不留痕迹。就心性而言，以维新改良运动成名的梁在涉及到家族利益的问题上，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1924年因新月社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林得以时常聚首，共同出演诗剧《齐德拉》，共同陪同泰翁演讲、访问，时人称“人艳如花”的林，“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与泰翁有如“苍松竹梅”的“三友图”，诗人回国后第一次摆脱了长期积郁心头的痛苦与压抑，重新焕发出“康桥春天”般的诗情与希望。同是新月社成员并一同参与接待泰翁的梁启超无疑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遂不动声色地决定林与梁思成一起立即赴美留学。这既能彻底断绝徐的“痴心妄想”，又能让梁思成“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地与林发展感情直至独占花魁。徐在林告知梁已采取极端措施情况的最后关头仍然没有勇气大胆地公开地去追求林，更不敢只身飞越太平洋在美利坚自由国度放手追求林徽因——而在英伦时徐却曾经有着足够的勇气为林离婚、回国。我们可以从徐林被迫分手的人生惨景中撷取若干片段，体味背负传统负累及自身性格缺憾的诗人由于遭受致命打击而承受的痛苦：
就在大前天晚上的一次散会后，他们相遇在街头，盘桓许久不忍离去。北京的春夜同样撩人，南方的游子却感到分外凄清，因为徽因刚刚告诉他家里已经作了决定，让她赴美留学，同思成一块去，手续已办好，下个月就要动身了——
“这是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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