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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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力陈己见，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经过辩论，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当二战爆发后，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的见解和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出来时却喧闹沸腾，摄人心魄。无疑，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付解毒剂，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譬如，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校长的选举制，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六倍，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国的大学，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学潮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学潮前，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苏联大学生人数三倍于欧洲共同体，美国则五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学潮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
质疑创新教育
？ 刘铁芳
我们似乎习惯于通过某种“热潮”、“运动”来推动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的深入和教育的革新与发展，从六七十年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热潮，到八九十年代的素质教育热潮，虽然其中的理念与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在不断提高，但撇开内容，单就它们作为一种热潮、运动的形式以及人们参与的态度而言，似乎并没有质的差别，自上而下的发动，一种声音，缺少反思，浮躁有余，冷静不足，往往导致对现实教育细微问题的遮蔽与遗漏。
创新教育正是时下教育的流行话语，也是当前教育问题思考中的权威话语，人们似乎有一种惟创新教育是瞻的心态，似乎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解决当前中国教育的全部问题。也许，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这意味着适当的质疑成为必要。不同的声音往往可以让我们更细密而深入地思考问题本身。
大致说来，当前创新教育的研究不外乎两种理路：一是外援性的，即从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考察出发，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社会急需创造型人才，或者说创新的时代呼唤每一个人的创新品质、创造精神，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当以创新型人才、人的创新品质和创新个性的培养为根本目的，由此而提出，创新教育就是以创新型人才、或以人的创新品质和创新个性的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育现代化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的现代化，而现代人就应该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1〕一是内援性的，即从传统教育的问题审理出发，认为传统的教育是守旧的、封闭的、压抑的，业已落后于社会与个人发展的需要，今天的教育应该成为维新的、开放的、激励的，这种理路把创新教育提得更高，强调创新教育的整体性，强调整体的教育变革。尽管两种理路存在差异，但它们的最终落脚点却基本一致，即落实到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上面，或者再加上创新意识、创新情感、创新人格的培养。
这些思考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突出，知识的更新日趋加快。与此同时，社会竞争也在加快。这样，社会的竞争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知识的竞争，更确切地说，是新知识的竞争。新知识从何而来？来自人的创造。能不断地创造新知识的人，是那些拥有创新品质、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人或者说人才。教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当体现社会的要求，以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根本目的。正好我们的传统教育由于其浓郁的保守性而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从创新的角度出发来深化当前教育改革大有意义。但这些思考也存在着明显的急功近利性，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的落后挨打历史事实时刻提醒我们要尽快找到一条赶上世界潮流的道路，我们的目光很容易为国际发展的新潮流所吸引，以致于我们常容易忘记我们自身的独特境遇和我们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累积，当国际社会以知识经济作为主导发展模式时，尽快跟上便成了我们的合理合法的惟一选择（当然，我们不可能等解决好自己的所有问题再去追赶潮流，二者应不可偏废）；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的现代化的历程还不过百年，这百年中又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真正平稳发展的时间并不多，积累的问题却不少，当我们一门心思惟创新是瞻时，我们同样也很容易忘掉我们自身的问题累积，我们太急于跟上时代、同时又解决所有遗留问题，这可能导致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的缩减与遗漏。我们的质疑将逐步展开。
1。 创新人才与当代社会
我们首先要质疑的是，创新人才，或者更进一步说，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真的就处于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吗？创新才能在当代社会整体组织结构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创新人才，人才的创新品质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一般而论，社会的组织结构与机理是十分复杂的，继承与创造，传统与创新，人文与科学，技术与思想，平民与精英……正是各种相辅相成、彼此交错的因素的共同作用，维系着社会的平稳发展，可能在某些时候，某种单一的因素会突出地发挥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该因素在此社会组织中就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其作用不过一时凸显出来而已，而别的因素可能是在更基础的层面发挥作用，来确保此因素作用的凸显。换言之，一方面我们若以发展的眼光看，此时此因素的作用凸显，彼时可能彼因素的作用凸显，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离开彼因素的作用来谈此因素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应更全面地思考创新人才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作为有机的整体需要多样的、多种类型的人才。单一的人才模式，不管是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还是对于个人的个性发展，都可能是不利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社会的构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从来都不是，或者说不止是创新人才和人的创新能力。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当属“礼”和守“礼”之“士”，在西方社会是法律和宗教，是守“法”之“士”和信“教”之“徒”。西方科学技术发达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和谐机理，才使得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并充分应用于社会。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当然不可能再抱着传统的“礼”不放，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在追赶知识社会的潮流的同时，必须考虑我们社会在今天的基本秩序和和谐机理的建构。细究我们的社会内层结构，是否还有比创新更基本、更重要的因素？比如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2〕；比如法律意识〔3〕；比如科学意识〔4〕；比如公民意识〔5〕等等。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并不足以确保一个美好的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明确这一点应该大有裨益。
就知识经济时代本身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1996年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展望》报告到专题《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并明确提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知识经济的今天，如果没有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如果没有选择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是不可能有立锥之地的”〔6〕。由此看来，我们所言称的知识的更新其实就是指科学和技术型知识的更新，我们的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目标正是立足于此知识类型。马克斯·舍勒曾提出三种知识类型的划分：一、统治事功型知识，是人控制自然、参与社会——历史事功的技术性力量，即实证的诸事业科学的知识，它服务于人的生命欲求；二、本质——教养型知识，它是哲学的基础学问，关涉存在的样式和一切存在者的本质结构，询问世界的本质，服务于先验的本质认识、客观的价值秩序的认识；三、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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