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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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亨利。基辛格的资助人，后者在1969年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
又当上了美国国务卿）。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任教授期间还兼任纳尔
逊的顾问和撰稿人，然后在基辛格进人尼克松政府前，纳尔逊付给了基辛格5 万美
元告别费。“他只有二流的头脑，但是对人的直觉却是一流的。”基辛格曾这样评
价纳尔逊，“而我的头脑一流，但对人的直觉却是三流的。”
在中心看来，鲁坚科似乎已经打入了资本主义体制最核心的殿堂，因为洛克菲
勒家族三代人都是这一体制的集中体现。纳尔逊的第二个妻子哈比曾在20世纪60年
代中期这样评价纳尔逊：“他相信自己能拥有一切。而且他也总是能够做到。”纳
尔逊那所占地6 平方英里的西切斯特庄园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这里收藏
着许多最珍贵的私人收藏艺术珍宝。有一次，西奥多。怀特曾提出用自己在曼哈顿
市中心东区第64街的住宅换纳尔逊收藏的一匹唐三彩马。虽然中心认为鲁坚科能有
机会到西切斯特去是件甚为难得的事，但他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对于鲁坚科来说，虽然能够接触一些纽约最昂贵的钢琴的条件并没有给他
带来获取任何情报的机会，能够进人一些达官显贵的大宅就已经算是达到目的了。
他调试过许多著名音乐家的钢琴，这其中就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钢琴大师弗拉基
米尔。霍罗威茨。霍罗威茨出生在俄罗斯，过去20年来，这位钢琴大师一直住在中
央公园附近的东区第94街。1965年，因精神病和结肠炎而休息了12年之后，62岁高
龄的霍罗威茨重返舞台。他和卢西亚诺。帕瓦罗蒂成了世界上报酬最高的古典音乐
家。
他为自己重返舞台选择的独奏乐器是施泰因韦厂生产的CD186 号平台大钢琴，
这架钢琴必须被精确地调制在440 —A。琴键压力45克，而普通钢琴的琴键压力在48
—52克之间。
鲁坚科能够接触到纽约名人的钢琴这一优势给中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中
心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准备让他担任秘密情报站站长。这个情报站的主要
工作对象是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和一个纽约思想库——重点是那些相对年轻又能接触
到秘密材料的雇员，特别是那些由于寂寞而对性生活有所渴望的单身女性和工资微
薄又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因而容易受金钱诱惑的职员。
但是就在这个情报站要建立时，中心注意到鲁坚科有其档案所谓的“不正当行
为”和“可疑行为”。于是1970年4 月，中心以给他下达开始工作前的最后指示为
由把鲁坚科骗回了莫斯科。中心究竟怀疑他什么不得而知，但从中心对鲁坚科进行
了刑讯这一点来看，中心可能是怀疑他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双面间谍。他给
美国方面提供过什么情报并不重要，双面间谍的身份已经足已结束他的间谍生涯了。
1961年到达汉堡后不久，鲁坚科遇见了贝尔塔，一位32岁的女理发师。他曾建
议把贝尔塔发展成苏联间谍。中心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命令鲁坚科断绝与贝尔塔的一
切联系。在1970年的审讯过程中，鲁坚科承认自己没有遵照指令，他不仅与贝尔塔
结了婚，而且把她带到了纽约。更糟糕的是，他还曾当着贝尔塔的面接收中心发给
他的无线电信息，并把它们破译出来。贝尔塔的父母也发现了鲁坚科是个特务，但
认为他在为东德工作。鲁坚科还交待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与一位女会计师（代号米
拉）
有非正常关系。
为了减小鲁坚科造成的危害，中心要求鲁坚科给贝尔塔和米拉写信，设法使她
们——如果可能的话也让联邦调查局——相信，他因为婚姻破裂已离开美国。鲁坚
科告诉贝尔塔说，他发现自己已不能再和她一起生活了，并要求她不要白费时间去
找他，因为她也找不到。在给米拉的信中，他被允许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和因离别
而忍受的痛苦，但是必须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他档案中所用的奇怪的字眼）。
他说突然离开美国是摆脱他妻子的唯一办法，可是这个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
力。
这两封信都是由克格勃从奥地利寄出的，目的在于防止泄露鲁坚科的行踪。
马卡耶夫（代号哈里）、布里克（代号哈特）、海哈南（代号维克）、格林琴
科讹号克洛德）、比特诺夫讹号艾伯特）、布利亚布林（代号博贡）和鲁坚科（代
号雷巴科夫）等人接二连三的失败说明，找到能够在北美顺利完成任务的特工对于
中心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化名“阿贝尔”（代号马克）的菲舍尔在许多方
面是个例外，他证明中心的这个计划是可以行得通的。即使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至少“阿贝尔”没有暴露自己美国特工的身份。这要归功于长期在西方生活积累的
经验、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就立下的志向和30年来在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锻炼。
他的特工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阿贝尔”也遭
受过挫折和磨难，但同时也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其他冷战时期在美国的特工，
都没有像他那样在思想上充分做好了应付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压力的准备。他们都
必须适应与莫斯科向他们所灌输的“主要对手”的形象截然不同的美国现实。与那
些使用真实身份的克格勃官员不同，特工不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不会时刻
受到上级的政治约束。另外他们也必须适应比其他间谍承受的更大程度的孤独，他
们只能靠交友和性行为来减轻这种孤独感，而这又很容易违反职业纪律。考虑到上
述原因，发生像鲁坚科那样发生婚外恋又对中心隐瞒实情的情况；或者像海哈南那
样，沦落到酗酒和偷窃的地步；或者像比特诺夫那样，发现自己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生存非常困难等等，所有这些现象也就都不足为奇了。
特工还必须面对中心提出的无理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期望。直到冷战快结束
时，还没有一个战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克格勃主席和主管对外情报事务的官员具
备在西方生活的亲身经历，或者对西方有客观了解。中心习惯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
指导和计划经济模式，很难理解在明显控制如此少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实现如此
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正是因为无法理解是什么促使了这个美国神话的
实现，导致了“阴谋理论”在苏联的盛行。原从事外交工作，后来叛变了的阿卡蒂。
舍甫琴柯曾这样描述他的苏联同事：许多人都倾向于接受这个荒谬的理论，说什么
在美国一定存在着秘密控制中心。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习惯了被隐藏在某个地方秘密
工作的一小撮人控制的体制。另外，苏联仍然坚持着列宁的教条，说什么资产阶级
政府只不过是垄断资本的“奴仆”。于是他们就想，那不就是秘密控制中心？
虽然中心掌握了许多西方世界的情况，但是它并不真正理解这些现象。更糟糕
的是，它还以为自己理解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的失败和失望并没有动摇中心对未来在美国的秘密情报
活动的信心。70年代初，中心仍然对科诺夫和道格拉斯寄予着厚望。而且中心已经
为以后10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60年代后期，中心制定了一项计划，设想在19
69年至1975年期间在美国建立10个、加拿大2 个、墨西哥2 个、阿根廷、巴西、智
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各1 个秘密情报站，并将其投人运营。为了应付战争或其他
重大危机，中心还计划建立五个“战略通信情报站”。当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不
能开展活动时，通过这五个“战略通信情报站”来保持与中心的联络。这些情报站
的分布情况是：在美国建立2 个、加拿大1 个、拉丁美洲2 个。
后来证明，这个梦想般的计划实在是太天真了。70年代，苏联在美国的秘密情
报活动再次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包括科诺夫和道格拉斯的秘密情报站的崩溃。
1970年，当科诺夫和埃玛宣誓效忠而成为美国公民时，邻居们都把他们看作一
对模范夫妻。实际上，他们俩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
了。
1971年，他们飞到海蒂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只有中心和他们在纽约的律师了解
这个情况。回来后，他们做出仍是一对夫妻的样子，仍然一起住在新泽西的家里。
埃玛要求中心给她找一个新搭档。1972年10月，科诺夫被召回莫斯科，三年后去世。
而埃玛则被克格勃开除了。
几年后，瓦卢什科更不光彩地结束了化名道格拉斯从事间谍活动的历史。他在
美国的第一项任务是打入哈德逊学会，然而这项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正如后来瓦卢
什科自己抱怨的那样，如果他能够使用真实身份，并告诉哈德逊学会他曾经在查尔
斯大学、布拉格和海德堡大学读过研究生的话，他或许还可以和学会的高层人士接
触。但是作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摄影师，他根本没有机会。1970年，中心毫无理
由地对瓦卢什科的工作感到失望，取消了这项渗透计划。
瓦卢什科的大儿子——1957年出生的彼得。赫尔曼——在校期间学习成绩非常
优异，并有希望获得瓦卢什科夫妇所没有的、在美国大学里招募间谍的机会。1972
年瓦卢什科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彼得，并向中心作了汇报，他还说他的儿子也
准备加人克格勃。莫斯科批准了他的申请并同意支付彼得上大学的费用。1975年夏
天，进人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以前不久，彼得开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并使用德语
代号埃尔贝（“继承人”）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1976年，他转人乔治敦大学，并
被要求向中心汇报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学生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性格上有缺陷，
可以被中心利用的人），以及那些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进步”学生和老师的
情况。他还被要求在乔治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找一份定时工作，结交中国学生并
尽可能地了解他们。
到那一学年末，彼得。赫尔曼作为一名年仅十几岁的特工的间谍生涯就走到了
尽头。1977年5 月初，瓦卢什科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联邦调查局让他自己选择，要
么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被起诉犯有间谍罪，要么当双面间谍。后来他告诉间谍小
说作家约翰。巴伦说，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他就变成了双面间谍，并在联邦调
查局控制下活动了两年，直到联邦调查局终止了他的任务。联邦调查局对巴伦说：
“鲁迪（瓦卢什科）对我们许下了诺言，而且他遵守了承诺。因此我们也必须遵守
对他的承诺。”1979年9 月23日，一辆没有车牌的大篷车搬走了位于哈茨戴尔区安
多维尔路的“赫尔曼”家的所有物品。瓦卢什科一家在另外一个地方用新身份开始
了新生活。
但是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有关瓦卢什科和联邦调查局关系的记录与上述情况完
全不同。在被捕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瓦卢什科在给中心的信息中加人了一些故意
的差错和警告信号，向中心暗示了自己正在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下工作。然而克格勃
并没有注意到出了什么差错，直到1978年10月初，另一个间谍发出的警告说瓦卢什
科可能已经叛变了，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不久，中心召瓦卢什科到墨西哥城与
驻华盛顿情报站副站长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林科夫（代号布罗夫）会面。联邦
调查局为了让他继续充当双面间谍，批准他去准时赴约。与林科夫一见面，瓦卢什
科就承认从去年春天起自己一家人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他怀疑是1969年在西
德叛逃的吕岑出卖了他。瓦卢什科还抱怨说，他已经尽全力向中心发出了警告，但
是没有人注意。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处反间谍部门进行的调查发现克格勃工作
人员的无能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从1977年5 月起，瓦卢什科发出的一系列警
告和故意错误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发给驻维也纳和墨西哥情报站的信件
也被置之不理。
1978年10月，瓦卢什科在墨西哥城向克格勃发出警告后，克格勃马上通知在加
拿大的汉布尔顿说由于安全原因他的指导员暂时不能再跟他联系了。但克格勃没有
透露瓦卢什科已经叛变的情况，只是含糊地对汉布尔顿说“进步”人士和组织受到
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克格勃还要求汉销毁所有可能危及到他安全的东西，而且如
果受到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