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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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间谍和审判他们的报告的时候，驻外国的情报官员不仅说话要小心，而且还要注
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对莫斯科来的报告中所述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你
如果不表示足够的、看得见的、发自内心的义愤，就可能被汇报给中心；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后果将是致命的。
1936年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曾经是列宁的助手的一些“堕落分
子”进行审判后，中心收到了巴黎情报站反映其军事情报官员阿布拉姆·米罗诺维
奇·阿尔巴姆（代号别洛夫）未能对这些人表示出令人满意的愤慨情绪的汇报。该
汇报非常气愤地指出：
别洛夫未能对这些政治流氓表示出憎恨和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关于对托洛茨基
一季诺维也夫集团进行的审判的讨论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别洛夫希望这十
六个被定了罪的人能够得到同情，当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他们被执行枪决时，他还
吸了口气。
这口气不仅使他自己，而且使他的一些同事和他一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他的材料中涉及到的十三名与他熟识的人因此而被捕，其中至少有一些，或者说大
多数都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利沃芙娜为了挽救自己而背叛了他。“对于一
名诚实的共产党员来说，”她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最可怕的
发现莫过于认识到他也是人民公敌当中的一分子。”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能够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些道德败坏
的家伙。那些越快给自己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人，就越有机会成为少数幸存
者之一。大恐怖时代初期担任驻柏林大使的雅科夫·苏里茨是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
高级外交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谴责别人。为了
避免使馆里负责情报站工作的B．M．戈登对他发难，苏里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在大恐怖刚开始的时候，苏里茨就设法引起了中心对与戈登交往甚密的一位外交官
员的注意，称这位官员曾经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而且经常去探望在布拉格的亲戚，
‘用p里还居住着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的成员”。1937年1月，对“托洛茨基一季诺
维也夫恐怖分子集团”的公开审判结束后，苏里茨向中心提供了戈登同情托洛茨基
的证据：
2月2日，驻柏林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负责情报站工作并兼任
党组织委员的戈登，传达了关于对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审判的报告。
关于这群政治流氓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行动计划的事实，戈登只字未提；他也没
有说明，为什么这些社会的渣滓要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工人同志隐瞒这个计划；为什
么他们要过双面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地下活动。
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敌人的破坏活动能够持续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谈到，为什么尽管存在着敌人制造的灾难、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
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仍然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
他更没有解释这次审判的国际意义。
然而，就在苏里茨攻击戈登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也着了火。他的
一位秘书正在向中心汇报他的不是：
这些天，在苏里茨同志的办公室里挂着布哈林的照片，上面还写着：‘谨以深
情挚爱，送给我的老朋友，亲爱的苏里茨同志布哈林。’我故意没有把它取下
来，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面对着它；只是我不想再面对上一次我取下叶努基泽的照片
时苏里茨同志的白眼。
我等着他自己把它取下来，因为布哈林已经成了我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
即使以前他真的是他的朋友，那么他现在也应该认定他是敌人了。他应该马上把照
片丢进火里烧掉。
我认为，向您汇报这些情况是一名党员的责任。自斯大林宪法（1936年）实施
后，它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利和责任，要求我们遵守纪律、诚实工作和提高警惕，
因此我不能对上述事实保持沉默。
1937年至1938年，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被召回和处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许多情
报站都停止了工作。虽然设立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和东京的情报站没有关闭，但
每个情报站里也只剩下一名，最多两名情报官员。绝大多数大特工都遭了殃。第一
个被中心盯上的对象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成功的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他的宗
教背景和他对使用恐怖手段的反感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1937年6月，带着理想主
义的宿命论，他接受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我知道曾经当过牧师的经历使我根本
不可能有机会，”他对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但是我之所以决定要回去是因为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说：‘那个牧师可能真的是德国间谍。”’一回到莫斯科，他就
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受到了审判；几个月后，他被枪毙了。驻意大利情报站站长
（也是杜坎的指导员）莫伊谢伊·阿克塞尔罗德也被召回莫斯科。这位十年来曾经
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情报的间谍，在度过了短暂的狱中生活后，也以“人民公敌”
的罪名被枪毙了。
在大恐怖时代的中期，作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混血儿，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
不守正统的阿诺德·多伊奇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在马利、阿克塞尔罗德及其他
特工相继被召回之后，他肯定担心自己在不久以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为了使自
己的护照获得延期，他经常与一位居住在伯明翰的亲戚奥斯卡·多伊奇联系。奥斯
卡是当地犹太人教堂的主持人，也是剧院经理。有时，阿诺德会在星期五晚上到这
个亲戚家里去吃安息日的晚餐。奥斯卡也答应为他提供一个工作，以便他能够继续
留在英国。这些接触无疑更加重了中心对阿诺德的怀疑。
但是，多伊奇竟然幸存下来了。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可能是另一位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特工叛变的结果。这个叛变了的间谍是驻巴黎的特工伊尼亚斯·波雷茨基
（化名赖斯，代号雷蒙德）。1937年7月，“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一名法国特工罗
兰德·阿比亚蒂（化名罗西，代号飞行员）在瑞士发现了波雷茨基。当时，罗兰德
的妹妹（也是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成员）米莱叶正准备在巴黎引诱米勒将军。为了
除掉波雷茨基，阿比亚蒂利用了他的一个朋友格特鲁德·西尔贝什。他说服了这个
沦落为难民的德国共产党员写信给波雷茨基，声称她急需得到他的帮助。西尔贝什
拒绝把一盒涂有士的宁的巧克力（后来，这盒巧克力被瑞士警方发现了）交给波雷
特斯，但是她把他带到了洛桑郊外的一条小路上，阿比亚蒂拿着冲锋枪早就等候在
那里了。在最后一刻，当意识到自己落人陷阶的时候，波雷茨基试图抓住首尔贝什。
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满身弹孔的尸体，手里还摸着首尔贝什的一缕灰白色的头发。
由于几年前，多伊奇曾经和波雷茨基一起在巴黎工作过，因此波雷茨基叛变后，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他可能把多伊奇出卖给了西方的情报部门。正是因
为多伊奇被视为托洛茨基和西方阴谋理论的牺牲品，才使他避免被指控为那些阴谋
的参与者。1937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因为中心相信他受到了波雷茨基和其他
叛徒的陷害，因此他并没有像马利那样被枪毙。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的被召回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
的严重破坏。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马利“把金上尉（马格）出卖给
了敌人”，因此与这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于1935年被发展的间谍的全部联系都
中断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
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
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
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
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
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
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
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
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
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
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
中去的大学生。
伯吉斯认为戈伦韦·李斯是牛津大学里最重要的发展对象。这位年轻的威尔士
同学会的成员还是《观察家》杂志的助理编辑。他与伯吉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
年，虽然他抵抗住了伯吉斯的诱惑，但是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
深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他的谈吐都能反映出他鲜明
的个性。’可能是李斯在193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使伯吉斯认识到发展他成为
间谍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斯是这样评论发生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现象
的：
这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对造成了这种现
象的社会的谴责……如果你对已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和倾向于传统的革命观点的人们
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由于无情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那么你只给他们留下了
一条出路。列宁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在1938年元旦的晚上，伯吉斯坐在李斯的公寓里，和往常一样，在两
个人中间还摆着一瓶威士忌；伯吉斯对他讲，《观察家》上发表的这篇评论已经证
明，“他掌握了事情的核心”。李斯回忆说，接着伯吉斯异常严肃地说：“自从毕
业后，我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里，李斯一直试图表示出他
并不同意成为间谍。但是在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里却清楚地显示出他的确被发展了；
虽然档案记录也确认，伯吉斯并没有要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是要求
他“帮助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曾经与伯吉斯联络过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
案调查员后来向中心汇报称，他认为李斯（从那以后，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弗利特
或克罗斯）是牛津剑桥发展策略的关键一环：
能够使他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有信心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年轻的、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间发展成员。
在这项工作中，托尼怖伦特）是他在剑桥的助手，而克罗斯（李斯）则在牛津大学
里协助他。在历次会议上，伯吉斯总是提到这个想法……
虽然对伯吉斯不遵守纪律的招募办法不甚满意，但是，中心仍然认为李斯是一
名非常有潜在价值的重要间谍。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的约
翰·西蒙爵士和《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这三位英国主要的绥靖主义者
都是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为了夸大李斯的重要性，中心还声称他经常在高层会议
上见到这三位大员。中心也过高地估计了李斯的朋友、退休少将厄尼斯特·斯温顿
爵士的影响力，此人曾自1925年起担任过丘吉尔的军事历史学教授；中心称他为
“斯温顿将军”。
就在伯吉斯积极地实施其牛津一剑桥发展战略的时候，外国科却陷入了一片混
乱之中。1938年2月17日，外国科的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被发现倒毙在他的办
公室里；据称，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俱乐部里
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上司却在他的脸上发现了氰化物中毒的迹象。与此同
时，雅格达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为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工作，并毒死了他
的前任缅任斯基，还准备对他的接班人叶若夫下手的罪行。到了年底，俾卢茨基的
两个接班人泽尔曼·帕索夫和谢尔盖·什别盖尔格拉斯都被以“人民公敌”罪名枪
毙了。1938年，外国科陷入了困境，它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有关国外情
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