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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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绵羊和山羊，拿着麦克风，试图偷听谈话。
教皇访问一个月后，军事管制正式宣布结束，但这丝毫无助于修补波兰政府的
受损名声。在1980年8 月签订的全国协定三周年时拉科夫斯基访问格但斯克造船厂
并对工人作了演讲，但这也无济于事。当拉科夫斯基宣称团结工会已告死亡和瓦文
萨也已是过时的人物时，他发现自己已被团结工会一群质问者重重包围。他在这个
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中说，拉科夫斯基及其同事利用1980年罢工来使盖莱克下台并
为自己向上爬铺路，瓦文萨通过批判他们把人们团结在自己一边。或许是格但斯克
的这场灾祸最终使波兰政府播出由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于前一年年底所策划的诽谤瓦
文萨的录像带。波兰安全和情报局暗中设置的摄像机所偷拍到的录像是关于瓦文萨
在他生日那天与其兄弟斯坦尼斯瓦夫共餐时的情景。这部以此录像为基底的片名称
为“金钱”的伪造文献片，企图用来表明瓦文萨的贪婪和腐化。片中的对白是用瓦
文萨公开谈话的语言、与其生日祝贺时所偷拍的录像片断以及由一个华沙演员模仿
瓦文萨的讲话等拼凑在一起制成的。
米特罗欣看到的波兰档案完得过早，以致不能确定谁早在一年以前就采取此项
积极措施了。基什恰克后来企图把它归咎于其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下属亚当。彼得鲁
兹卡，但他肯定是批准使用录像的人中的一个。录像片中有一段捏造的关于瓦文萨
在西方的所谓财产的对话：莱赫。瓦文萨：你知道一共超过100 万美元…。。必须
有个人将它取出放到别处。
可是这笔款不能带进国内。
斯坦尼斯瓦夫。瓦文萨：不，不，不！
莱赫。瓦文萨：这样，我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来到这里，这位神父想出一个
主意，他们可在那家罗马天主教会的银行开个账户……他们给15％利息……应有个
人管理它，在梵蒂冈开一账户。可是我不能碰它，否则，我就成了瓮中之鳖。所以
你可……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采取积极措施的部分目的是粉碎瓦文萨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前景。模拟瓦文萨声音的那个演员以瓦文萨的身份说这项奖值很多钱，然后接着抱
怨道：“这项奖金不给教会，那我应该得到它！但教会进行于预。‘他的兄弟说：”
是的，因为他们又提名教皇了。“
然而，在10月15日，传来了瓦文萨果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为了反击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将他描绘成一个腐化的敛财者的企图，瓦文萨宣称，他已将奖金
捐献给一项教会计划，用来帮助农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机械化。安德罗波夫尽管这
时重病在身，仍禁不住怒火中烧，从病床上给雅鲁泽尔俾基发出一封措词激烈的信
：教会又在大兴对瓦文萨的狂热崇拜，给他启示并鼓励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说教
会正在与党进行新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不能作出让步……
雅鲁泽尔斯基显得似乎不为所动。一个月后他写给约翰。保罗二世一封值得注
意的信，该信称他迄今尚未忘怀他访问波兰时与他的交谈，“尽管对交谈的评价存
在着可以理解的差异，但两人都衷心关怀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
1984年4 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两个月，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停在边境城市布
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一节火车车厢中进行另一次秘密会见，这次与他谈话的人是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 月26日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了此次
会见的不祥情况：关于对波兰教会的态度，（雅鲁泽尔斯基）把教会描述为一个同
盟者，如果没有教会则不可能有进步。关于对教会阴谋进行坚决斗争的话，他只字
未提。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宣称，教会在波兰领导了一场反革命
攻势，“鼓舞和团结了共产主义的敌人和一些对现行制度不满的人”。11个月后继
任契尔年科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颇有预见性的。他说：“依我看来，
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雅鲁泽尔斯基的真正意图。或许他希望在波兰有一个多党制的
政府。”
如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以及后来的一样，波兰危机的每个阶
段都受到实施“进步”行动的特工人员的监控，并且有迹象表明，如同在捷克一样，
至少有少数特工人员成为改革派的同情者。尤为明显的事例有瓦连京。维克托罗维
奇。巴兰尼克（代号奥尔洛夫）及其妻子斯维特兰娜。米哈伊洛夫娜（代号奥尔洛
娃），他们自1978年以来，多次用伪造的西德护照前往波兰执行任务。1982年夏天
奥尔洛夫给中心发了一份报告，严厉批评波兰一党制政府的性质。
没有合法的反对党，结果就导致这样的事实：只有会说“是”的人才能成功。
凡是与领导意见相左的意见，不但不予讨论，甚至被加以压制和排除。
整个统治阶层，无论个人或团体，无不为夺取高位、肥缺和其他好处明争暗斗。
这样，如果全面考虑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的话，这个官僚政党根本不能
领导这个国家。
一个社会如无创造性和自由进取心，这个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它将成为官僚
主义的牺牲品。
米特罗欣所收集的文件并未记录中心对此的忿恨反应。然而，毫无疑问，有其
他一些特工人员私下赞同奥尔洛夫的看法，他能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早在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勉强承认，对波兰反革命的惟一有效的防
卫方法就是以苏联的军事干涉相威胁。这种恐惧是基于对1956年布达佩斯、1968年
布拉格和1979年喀布尔的记忆。但是这一资产的价值正在日渐下降。政治局在1980
年悄悄地转而不主张侵占华沙，从此就采取了以虚张声势为主的政策，而这种政策
是不能持久的。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掌权，加速了虚张声势的唬人政策的末日的到来。他作为
总书记最初与东欧一些领导人会晤时警告说如果他们与他们的人民闹翻了，不要指
望红军来援救他们。在1986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工会领导人会议上，戈尔巴
乔夫较正式地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尽管东欧各国政府可能不愿与他们的老百姓共享
此项秘密，但老百姓发现这个秘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到
他可能正在为东欧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而开辟道路。他希望当这些强硬路线派坚持
不下去时，由一些急于仿效莫斯科的改革的年轻一代来继任。和平时期的错误估计
很少有如此重大的后果。苏联集团中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如果苏联红军在军营里按
兵不动，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注定要灭亡”。
走向终结的游戏已在波兰开始。1989年初，波兰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难，工人
又开始动乱，政治局商讨了一些新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预示着会爆发类似1980年
的不满情绪。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考虑再度实行军事管制，他深信这将导致比1981年
更大的伤亡。他认为惟一的选择是与仍处于非法地位的团结工会进行会谈，以求得
到其协助来维持和平。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得到1981年持强硬路线的主要分子之——
—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切斯瓦夫。基什恰克的支持，但他要使其建议在政治局
内通过，只有用辞职来进行威胁。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协商，团结工会终于重新成为
合法，并在6 月份参加大选。按照有关规定，估计共产党会获得多数票，团结工会
也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使政府和反对派都感到意外的是团结工会获得
了压倒性的多数票。在几个月之前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宣布团结工会是一个
“不存在的组织”，瓦文萨是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公民”。在共产党失败后，他
告诉这个即将下台的政府说：“这并不是仅仅失去选举，先生们。这是一个时代的
终结。”
游戏的终结比所有人们设想的都要来得快些。戈尔巴乔夫在9 月间访问东柏林，
出席了庆祝已经日暮途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他的这次
访问使人们消除了对莫斯科能否容忍撤换掉老的共产主义卫士的残留怀疑。他告诉
昂纳克说“在政界，生活将严厉惩罚那些落伍者”。这些话很快被苏联代表团公开
了。
昂纳克本人6 个星期后就下台了。甚至当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明显地处于危险境
地之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从他的立场后退。他派他的亲密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
列夫到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首都“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一个观点：我们
不准备干涉”。雅科夫列夫后来说：我们告诉他们：请作出你们自己的打算，但一
定要明白，我们的军队即使驻在那里，也不能动用，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留在
军营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狂喜的东德群众N 月9 日蜂涌而至跨过柏林墙后，在当年的最后7 个星期中，
东德的一党制政权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克格勃面对苏联集团的崩溃远
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沉着。尽管克格勃想出了一些积极措施企图拼死挽救共产党政
府的垮台，但这些措施都未能得到实施。据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莱
昂尼德。舍巴尔申称，我们曾告知东欧一些领导人要他们保护自己。他抱怨说：
“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效忠苏联，从不打算自立，他们被抛向了狼群。”
克格勃绝密档案
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角色
绝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都没有敏锐地认识到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和
政治历史中的作用。技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提到美国早在日本空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破译
了日本主要的外交密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密码也是众所
周知的事。事实上，一份由英国密码译员破译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德国密电——齐
默尔曼电报——的确对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直到1973年
英美二战中的高级技侦秘密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除了
那些前情报官员以外，但他们又被禁止谈这些情况）知道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侦察
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当高级技侦在西线美英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被曝光之
后，十五年内也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东
线是否也存在苏联的高级技侦活动。
在二十世纪末，许多已经知道技侦情报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对冷战的研究中仍然完全忽视了技侦情报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后，技侦情报
就立即从历史的画卷中突然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系列古怪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一些
对决策人和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当中也能见到这种怪异现象。现仅以马丁。
吉尔伯特爵士所著的多卷本丘吉尔官方传记为例。该传记卷帜浩繁，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丘吉尔作为一个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曾对技侦情报情有独钟，
然而对他在1951－1955年间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仍然对技侦情报抱有相当的兴趣这
一点，却只字未提。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有关技侦情报的论述更少。苏联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历史论
著，但却很难想起有哪本对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所获得的数量巨大的技侦情报有
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在很多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克格勃很少被提
到。1998年俄罗俾出版了一本最新的有关苏联1917到1991年的对外关系史的学术著
作，一位这一学科的英国学术权威称赞其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佳通史”，该著作
的参考书目列了120 项，但其中除了一本有关贝利亚的传记外，没有一本是涉及苏
联情报工作的。
虽然权威历史学家的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档案的密级过高（技侦
情报尤其如此），而其根源却来自于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是一种我们
在把握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新概念时都会遇到的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很
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来说，秘密情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当然，
那种以为最秘密的来源就一定会提供最重要的情报的想法（某些“间谍作家”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