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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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信件常常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们描绘成“堕落者”，一向对反对势力反应
强烈的斯大林对此深恶痛绝。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报告都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愤怒语
调写出来的。它宣称，自十月革命后，没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敢于像托洛茨基分子这
样如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甚至面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也毫不畏惧，大部分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们还慷慨地呈上
书面抗议，宣称：“我认为我所介人的斗争是党内问题，我将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说明情况，而不是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解释。”1928年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
洛茨基分子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搜捕，几百人被关进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但当
时布特尔卡监狱还没有沦为“残暴”的代名词（在十年以后的大恐怖时期，它因残
暴雨臭名昭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的精神也没有完全崩溃。他们在第一天晚上
就掀起了一场暴动，他们不仅踢破门，打破窗户，还呼喊着错误的政治口号。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愤怒地报告称，“这就是仇视党和国家的敌人的所做所为。”
俾大林认为，要清除托洛茨基这样的异己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保持意
识形态上的正统，就必须让托洛茨基从苏联消失。于是1929年2月，这个伟大的“异
己分子”被流放到土耳其，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护送者交给他1500美元，以便
他能够“定居国外”。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关于清除他的影响
和肃清他的追随者的报告中，语气比过去更有信心了。因为追随他的人不仅越来越
少，而且士气日趋低落。据一篇报告称，“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许多人脱离了托
洛茨基主义”。在那些背弃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中，有一些被发展成了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的间谍，用来揭发他们的朋友。在同一篇报告里，他们还夸耀了一番在破坏
“反革命”核心人物信誉时所采用的巧妙手段。托洛茨基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从他们工作的地方传唤到办公室，让他们在楼道里围成一圈站几个小时，然后不作
任何解释就又把他们放了。回到单位后，他们并不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
而再，再而三，久而久之，他们的同事就越来越疑心，开始相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散布的谣言：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雇用的告密者。一旦“反革命份子”失去了
信誉，他们就会作为政治犯而被逮捕。
然而，斯大林心中的疑虑却远没有消除，他甚至越来越后悔将托洛茨基流放到
国外去，因为如果让他呆在苏联，至少还能随时监视他的行为。在托洛茨基被判流
放6个月后，有一件事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内部的托洛茨基同情者雅科夫·布留姆金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1918年时，作为
“契卡”内一位年轻、冲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他无视捷尔任斯基的命令，暗杀了德
国大使。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他得以恢复职位，并被提升为中东地区秘密情报站的
负责人。布留姆金答应为托洛茨基带信给他以前的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卡尔·拉德克，
还答应尽力帮他与苏联的他所谓的“思想一致者”建立联系。对外情报局负责人特
里瑟尔很可能是通过一名跟随托洛茨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觉察到了布留姆
金的拜访，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布留姆金，而是安排了一个陷阶，后来称之为
“甜蜜陷阶”。他派出一名妩媚动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女间谍，她名叫伊丽萨
白·尤里叶芙娜·戈尔斯卡妮，此人以“利萨一狐狸精”而出名。上司让她“运用
资产阶级的一套’去勾引布留姆金，弄清他与托洛茨基联系的全部情况，然后确保
将其弄回苏联。布留姆金被引诱回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并被秘密审判和枪杀。
据后来叛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称，布留姆被
处决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托洛茨基万岁！”在这之后不久，“利萨”戈尔斯卡妮就
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柏林（后来驻纽约）情报站站长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
鲁宾结了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被共产党内部反对他的人搞得惶惶不安，他担心
在外国科内部还隐藏有类似布留姆金式的人物。但托洛茨基本人却没有被定为暗杀
的目标。苏联外部的主要的“人民公敌”还是白色禁卫军。白俄军人协会驻巴黎的
头目库捷波夫将军是一位勇敢、正直、滴酒不沾的人，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幼稚，
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说是个很容易对付的目标。苏联间谍很巧妙地渗透了他的随
从，间谍们给他带来了一个苏联国内有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好消息，而实际
上这一组织并不存在。“伟大的运动正在席卷全俄罗斯！”1929年11月库捷波夫宣
称，“从来没有这么多‘来自那边的人’来看我，要求我与他们的秘密组织合作。”
与萨温科夫和赖利不同的是，库捷波夫抵挡住了诱惑，没有回俄罗斯参加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反共产主义会议。于是，经过斯大林的同意，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决定把他
绑架回莫斯科受审并将其处决。
处理库捷波夫的全盘计划都交给了雅科夫·伊萨科维奇·（雅沙）谢列布良斯
基，他是被委婉地称为“特别任务局”的组织的头目。二战以前，该局也是一个对
外情报机构，直接向总部汇报工作，专门负责在国外搞破坏、绑架和暗杀活动。官
方历史学家们力图把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与30年代的血腥杀戮行为分开，把它描绘
成一个牺牲品，而不是大恐怖时期的杀戮者，而后来谢列布良斯基却令他们非常尴
尬。一份1993年由国外情报局发起出版的历史书称，谢列布良斯基“不是国家安全
局的固定成员”，“只是一个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雇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克格勃档案记载的是，他是一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他的“特别任务局”
发展成了一支拥有200名精兵强将的精锐部队，专门致力于追捕大西洋两岸的“人民
公敌”。
谢列布良斯基把绑架库捷波夫的周密准备工作委托给他在巴黎的秘密情报站站
长，此人名叫斯佩兰斯基，六年前曾参加过诱骗萨温科夫的行动。1930年1月26日，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巴黎上流社会人士聚居的第七区，库捷波夫被塞进停在街中
央的一辆出租车。斯佩兰斯基安排了一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站在附近帮忙，
这样一来，任何看到了这场绑架的人（也的确有一个人看到了）都会误以为是警察
在抓人。尽管总部称赞这次绑架是一次“漂亮的行动”，但他们用来制服库捷波夫
的麻醉药已超出了他衰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剂量。在被带回俄罗斯的途中，他死在
轮船上。
绑架库捷波夫的行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
联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还是收集情报，然而在后来的几年中，其他的任
何行动都要让位于“特别任务”了。
克格勃绝密档案
大特工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苏联党和国家两者的领导机构）召
开会议对外国科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命令它加强对三个目标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
这三个地区是：一。英国、法国和德国（欧洲的三大强国）；二、苏联西部的邻国
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三、日本苏联在亚洲最主要
的对手。至于1933年才正式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并没有被提到。虽然早在19
21年苏联就曾经派遣特工横渡大西洋，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在世界事务中处于相对孤
立的地位，使得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仍然处在次要地位。
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外国科工作的扩展主要是靠增加秘密情报站的数量来实现
的，每个情报站有七名（在特殊情况下最多曾达到过九名）特工。与之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即使是设在驻英国和法国的苏联大使馆里的合法情报站，以外交身份做掩
护的特工最多也只有三名，有时甚至只有一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更重要的特工
提供与中心联络的渠道和技术上的支持。在20年代，公开和秘密的情报站都有权决
定间谍发展对象和招募这些间谍的具体办法。1930年，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这位
“辛迪加”和“托拉斯”行动中的英雄接替特里瑟尔成了外国科的负责人。他认为
目前的谍报网中有‘不良分子”。因此，他规定以后发展间谍需要得到中心的批准。
由于通信方面的问题，他的指示并不是都能被贯彻落实。
在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历史上，3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应该被称作“大特
工”时代。所谓“大特工”就是指那些形形色色的非常有天份的特工人员，他们共
同改革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招募和情报搜集工作。战后的特工需要在建立假
身份、保护自己的伪装和准备在西方展开活动等方面接受长期的训练。而在战前，
他们的前辈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受官僚主义办事程序的
束缚，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他们的工作对象比他们
后辈的工作对象要容易对付得多。按照冷战时期的标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
代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安全机制都是非常松懈的。这些出色的特工的个人才能加
上其工作对象的相对脆弱性，使他们的行动与冷战时期开展的特工行动比起来，更
富有传奇色彩，有时甚至有些会使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一些最有能力的大特工并不是俄国人，而是那些四海为家。能够流利地使用多
种语言、对共产主义社会充满幻想的中欧人。他们在加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以前曾
为共产国际从事地下工作。在剑桥大学里发展了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阿诺德·多
伊奇（我们将在第4章里进行详细介绍）就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第四局（军事情报
局）中最成功的特工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佐尔格。一个曾与他在共
产国际中共事、非常崇拜他的人说：“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浪漫的理想主义学者”，
可以称得上是魁力四射。他最大的成功是在日本获得的，当时他以一名纳粹记者的
身份进行活动。不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特工的成功
都是在欧洲取得的。
虽然在人们现在的记忆中，特别是在英国，大特工的成就主要是发展年轻、有
才干、有理想的间谍；但是他们最初的成就并不如此光彩。开始时，他们只是通过
被金钱和女色而不是理想驱使的间谍获取外交密码和文件，虽然这在重要程度上比
后来的行动毫不逊色。密码破译工作只能依靠杰出的数学家在密码分析方面的天才，
而如今这些工作是在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辅助下进行的。事实上，在20年代，有资料
记载的破译密码的重大成功，往往都是依靠间谍窃取密码和编码系统的帮助获得的，
有时这种帮助还是至关重要的。沙俄的密码破译者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主要是因为
他们在窃取或购买外国代码和密码方面具备非凡的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0年以前，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查尔斯·哈丁爵士发现，有人用1000英镑的高价
收买他的档案室主任，让他窃取使馆里使用的主要密码。1000英磅在当时可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虽然这一次沙俄的特工没有得逞，但是他们已经得手过许多次了。一
位俄国的政治家曾对哈丁爵士说，他“并不介意在书面报告中提到他在谈话中向我
透露的内容，但是他恳求我绝对不要发电报，因为我们所有的密码都被人破译了！’
这令这位之使感到很震惊。沙俄保安部成了现代第一个通过窃取外国密码以辅助密
码破译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的情报机构。它为它的苏联后继者树立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榜样。 大特工和密码破译者们提供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外交通信情报，而对斯大林外交
政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从1924年起，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工作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向克格勃
提供的文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密码资料。然而，克格勃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早期在
获取外国外交密码方面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