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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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一开始，石光华就给我吃了麻药。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麻药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术完毕，我还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当作手术台的竹床上。
邓华‘莫文骅他们为了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整夜都在为我奔波‘忙碌。想起他们当年以老红军战士之情照顾我，至今令我激动。我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很快，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都知道我负了伤。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行，不安全，又从一一五师给我派来了一个一百七十多人的连队，专门为我警戒，保护我的安全。他们还决定，把石光华部长和医生‘护士都留下，专门为我继续治疗伤口。可见刘震‘吴信泉‘黄经耀‘石光华等同志对我爱护关怀备至。战争年代的那种同志之情‘战友之情，真是没法比！
第二天，邓华‘莫文骅‘刘转连和谢阜民等看到我已经有了警卫部队，又有医生在我面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离开了铜钟，继续向武汉前进。他们在临走时还向开封发了个电报，把我受伤的事，报告了四野的林彪司令员‘萧克和赵尔陆参谋长，当时他们都还在开封。莫文骅是我们十四兵团的政委，更加关心我，后来又给我派来一个组织干事王春本给我当秘书，到武汉后，照顾我的生活。
林彪得知我受伤后，又指示四野后勤部给我派来了一个技术比较高超的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在铜钟住了两天，看见我的伤口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没有什么大事，加上又有医务人员在我跟前守护，就告辞回去了。这时，四野领导机关已开始向武汉转移，所以那个日本医生临走时，劝我再休息几天后就转到汉口去继续养伤。
我在铜钟整整住了十天。我痛定思痛，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情绪很不好。我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四野的领导，回想我自参军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很侥幸，没有负过一次伤，这次我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用枪打鸟，自己把自己的左手拇指给打掉了，真是无法向组织上交代。后来又听说，四野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并通报全军，批评我违犯了纪律，说是吴法宪用枪打鸟，把手炸坏了，要大家注意，以后不要随便用枪打鸟。我听说之后，更加感到内疚和难过。
十天以后，石光华看我的伤势比较平稳，就准备护送我去汉口。临行前，我要刘震和吴信泉派来的那个警卫连回一一五师报到，只要石光华和一‘两个医护人员护送我到汉口。然后，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分乘一辆吉普、一辆中卡，从铜锣出发，经罗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滠口到了汉口。当时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泞，很不好走，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了汉口。
一到汉口，我立即去见林彪。见到林彪，真觉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员看了看我的手问道：“痛不痛”？我说：“不痛”。林总说：“什么不痛，十指连心哪！好一点没有？”我说：“好了一点。”林彪司令员又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就在汉口住下，找医生治疗，好好休养三个月再说，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接着，我又去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军管会主任陶铸。他们都知道我负了伤，也都安慰我，要我好好养伤。
就这样，我在武汉住了下来。关于我在武汉的生活，谭政、陶铸已经指定要四野司令部管理局负责人苏焕清负责，一切费用都由他们供给。正好，苏焕清是原来我们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管理科长，我们早已熟悉。最早苏焕清给我安排在扬子口饭店四楼住了几天，以后在兰陵路给我找了一座房子，最后又在胜利路给我找了一座更大的房子住了下来。这时，莫文骅派的十四兵团的组织干事王春本也到了，一边给我当秘书，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铜锣受伤以后，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因枪炸负伤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她在天津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告诉了她，只能增加她的焦虑，也于事无补。因此在铜钟，我给她写信时，只说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一切都很好等等，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负伤的事。
不想刘震在给他妻子李玲写信的时候，告诉李玲说，我在铜钟负了伤，还可能有感染破伤风的危险。李玲看到这封信后，为我十分担忧。第二天，正好陈绥圻到她家里去，李玲一见陈绥圻就掉开了眼泪。陈绥圻当时觉得十分诧异，紧盯着连声追问：“是否前方来了信，出了什么事？”李玲一开始不说，陈绥圻就一定要李玲把刘震的信拿出来看一看。李玲被逼无奈，只好把信拿了出来。陈绥圻一看就慌了神，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地，就准备来找我。因为当时还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候，她怕带着孩子路上不好走，就把新潮托付给了一直负责照顾他的日本保姆。当晚临走前，她给新潮喂了一次奶，就自己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南京，想从南京转乘轮船到汉口来看我。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空军正加紧轰炸南京，轰炸上海，轰炸长江航道上的一切船只，轮船无法通行。困在南京的陈绥圻心挂两头，急得不得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确切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天津，准备带上孩子再设法乘火车到武汉来。我得知她一定要来，就派了警卫员去天津接他们母子。不久，我们全家就又在汉口团聚了。
我在武汉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直住到了十月。最初，什么事也没有，光是休养治疗。后来，十四兵团在汉口成立，调来了原热河军区的架子，组成了十四兵团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当时，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留在北京待命，我就协助政委莫文骅筹建十四兵团的机构。不久，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也来到了武汉，我们三个就共同担负起了组织十四兵团领导机关的任务。
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召见正在北平待命的刘亚楼，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决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刘亚楼建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很快将十四兵团部调到北平的命令下到四野。但四野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都留下来，只由当时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何廷一，于八月中旬带领十四兵团机关共两千五百多人，从武汉前往北平报到。机构既已调走，我在武汉就又没有什么事了。
由于我负了伤，结果有两个重大战役我没能参加。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十四兵团所属的三十九军和四十一军、四十二军，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这个战役，打了胜仗，从沙市、宜昌一带渡过了长江。再一个就是衡宝战役，这个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四万多人。这两个战役我都没有参加上，失去了两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一直觉得非常遗憾、非常可惜，同时也深感这是对我个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衡宝战役后，林彪的指挥所就离开了武汉，搬到了衡阳。不久，莫文骅和黄永胜同时接到调令，要他们去十三兵团分别任政委和副司令员。这样，他们就先走了。
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感到非常不习惯。当时，我离开了部队，一个人同家人，以及几个警卫员、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单独住在一起，各方面都有困难，非常的不方便。
不久，林彪司令员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也去十三兵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还调曾国华去十三兵团任参谋长。这样，我和曾国华两个很快就结伴离开了武汉，去十三兵团报到，准备参加进军广西的战役。
莫文骅、黄永胜、我和曾国华四人走时，都没有带家属，我们的妻子、孩子就暂时留在了武汉。
四、进军广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旬，在国庆大典后不久，我和曾国华一起离开武汉，坐汽车沿粤汉铁路南下。
我们首先到了长沙，见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王首道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黄志勇。王首道、黄志勇等热烈欢迎了我们，并坚持挽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中央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黄克诚尚未到职，由王首道主持湖南的工作。
继续从长沙出发后，我们经湘潭、湘乡，再往南走就来到了衡阳。在衡阳，我们见到了林彪、萧克和赵尔陆。林彪有个习惯，每逢指挥大的战役，总是把指挥所移到最前面。当时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林彪的指挥所就设在衡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就在这个小山上，林彪接见了我和曾国华，跟我们谈了话。他对我们说：“你们到十三兵团报到后，要立即准备进军广西。你们要把敌情、地形、道路统统摸准、搞清楚。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行军和一系列的战斗，已经很疲劳，你们在湘西可以适当休息一个短时间，养精蓄锐，然后准备进军广西。要从湘西一直打到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地，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广西的地形复杂，石山很多，溶洞很多，山路崎岖，道路很不好走。因此，进军广西，可能要比从北方进军湘西还困难。对此，你们要注意作好部队的思想准备，做好动员工作，作好体力准备。要千方百计地把敌人截住，把他们插乱割断，不使他们逃往云南，逃往海南岛，以至逃往越南。”
第二天，我们就经邵阳走向湘西。在邵阳，我们见到了四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周彬。经他招待，我们在邵阳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在洞口遇见了38军军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老战友见面，他们热情招待我们，我们就在洞口又住了一个晚上。
从武冈起程，我们再往北返，翻过雪峰山，来到安江，见到了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莫文骅，向他们报了到，并汇报了林彪关于进军广西行动的指示。之后，十三兵团便立即开始了进军广西的一系列筹备工作。
来到十三兵团后，我便立即开始了工作。首先我住到兵团政治部了解情况，熟悉干部和政治部各部门的工作。然后，我又组织由兵团政治部各部部长带领的工作组，深入到所辖的几个军里去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当时，归十三兵团指挥的共有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五军和四十九军。除三十九军外，我对其它三个军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我到任后，首先就是去部队了解情况，帮助部队实际准备进军广西的工作。
我在下面部队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初，才回到兵团部。我回来不久，兵团机关即转移到衡阳，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式开始进军广西。十三兵团的四个军先后从驻地出发，进军广西。根据行动计划，三十八军沿会同、南丹、即湘、黔、桂边境前进，最终目标是百色，负责截断白崇禧退往云南的退路。三十九军沿龙盛、荷茨、柳州、南宁、恁祥，直扑镇南关（即今天的睦南关），进抵中国与越南边境最重要城市防城。四十五军从广东韶关西进，一直进到湛江以北，负责占领整个广西东部。四十九军负责占领广西的西北部，即全州、桂林一带。
到十二月中旬，四个军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全部解放了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共歼灭十七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制定的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部队开始行动后，兵团机关就沿着湘桂路进入了原国民党政府广西省省会桂林。在桂林，我们接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将广西的新省会建在南宁。同时，中央公布了广西省领导的任命名单：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莫文骅‘贺伟，副省长贺希明和雷经天。雷经天是参加百色起义的老同志，贺希明则是原盐阜根据地的财政厅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成立广西军区，由十三兵团兼，任命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莫文骅兼政委，第一副司令黄永胜，副司令员彭明治‘李天佑，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国华任参谋长。李天佑刚调来不久，彭明治就调去了北京外交部，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另外，原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进军广西时，被中央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后来指挥十三兵团进军广西的是黄永胜代司令员。
广西军区成立后，我们又进一步组建军分区，先后组建了桂林军分区‘柳州军分区‘百色军分区‘武鸣军分区‘梧州军分区‘贵县军分区‘南宁军分区‘玉林军分区等各个军分区，并派遣干部，组织机构。这时，第四野战军和中南军区又决定，在南宁成立军管会，并任命莫文骅为军管会主任，我为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