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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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团结他们，怎样去像自己的阶级兄弟一样对待他们‘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变成一个有政治觉悟‘有阶级觉悟的解放军战士，是我们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然，要使敌人的士兵，变成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这个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必须经过深刻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真正的转到人民这方面来。在“新式整军运动”中的“诉苦”活动，一般都能把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因此，这个教育就是当时整个政治教育的中心。
另外，由于连队的新战士多，我们还要求充分发挥老战士的作用，强调每个老战士都必须要团结几个新战士，同时还强调连队的政治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到每个人的身上。由于经过“忆苦”和“三查”，连队的党支部和团支部对每个战士的家庭情况都非常清楚，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因此经过两‘三个月的教育之后，“解放战士”一般都能觉悟过来。
第五‘进行保卫‘爱护解放区的教育。这也是我们当时的政治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这项教育活动，使全体指战员懂得，必须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教育自己和家属，爱护和建设好解放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规定，加强军民团结，做好拥政爱民工作，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
在冬季攻势后长达半近半年的整训中，我们是把政治整训放在第一位的，首先拿出了三个月的时间来重点进行政治整训，然后，我们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重点进行军事训练。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整训，也是穿插进行的，不能截然分开。
我们这次军事大练兵的指导思想，是林彪提出的三句话‘九个字，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由过去的野战变攻坚，这可真是个新课题。从纵队来说，必须演练几个纵队的协同作战，练步炮协同，练各兵种的联合行动。在师‘团的演练内容上，除了练协同作战之外，主要是练“一点两面”，练“四快一慢”，练捆炸药包，练爆破，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练攻城，练巷战，练翻墙，练穿墙打洞，练破地堡，练过外壕，练土工作业，练实战演习等。
部队把前一时期在攻坚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集中起来，对部队进行再教育。演习中所做的工事，要尽量同国民党军的城市防御体系相仿，外围据点‘地堡‘碉堡‘外壕‘铁丝网一应俱全，尽量做得逼真。在演习时，先分股训练，然后进行合练，最后采取对抗演习。
各兵种的联合行动，是这次大练兵中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过去，我们只是步兵的单一作战；现在，我们自己有坦克，有炮兵，还有工兵‘通讯兵‘铁道兵和后勤运输等各种兵种。联合训练的重要内容，就是各兵种之间要协同好，以作战攻城或野战为中心，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然，自己的炮把自己人杀伤了，这不行吧，所以，各兵种必须主动协调好。后勤兵站运输跟不上也不行吧，对这些如果训练不好，就会出问题。
再一个，就是干部训练，对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些军事干部，包括政治干部，单独进行军事训练，教给他们怎么指挥队伍，怎么组织火力，怎么修筑工事，怎么挖沟接近敌人的据点。在沟里，敌人的火力打不到，飞机炸弹也不容易打中，很安全。
这许多教育，都要实际操作，所以部队很累，一天八小时的训练都不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当时是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后勤问题，也是军事整训的一个重要内容。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与以前的作战方式不一样，要组织铁路运输，要有一定的供应线，要有兵站，有医院，有后方。部队到哪里，医院就要设到哪里，部队到哪里，兵站就要跟到哪里。部队到哪里，粮食就要运到哪里，弹药就要运到哪里。因此，后勤工作也是这次政治整顿和军事大练兵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军政整训的过程中，我们还表彰了战斗中立过功的英雄模范，表彰他们的功绩，给他们发纪念章‘功勋章，给予各种精神鼓励。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给予物质奖励的。
我们还利用这个时间，为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并以烈士的典型事迹来教育部队，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的这样一种精神。与此同时，搞好烈属的抚慰工作，抚恤慰问，向地方政府开出证明信，请他们协助安置好烈士家属。另外，我们还分别组织慰问队，到医院和后方去慰问本部队的伤员。伤愈的希望他们早日归队，继续到前方作战。
还有，当时部队团以上的干部，有不少人已经结了婚。因此，利用这个较长的战斗间隙时间，我们还安排了干部家属到前方来和丈夫见见面，作短暂的团聚。
整训期间，部队的作息时间还是比较正常的，一般是白天整训，晚上就可以休息。那时纵队有个电影队，但片子很少，所以部队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主要还是靠自己搞文娱活动。开晚会的时候，战士们自己演‘自己唱‘自己跳，非常热闹。此外，各部队也很注意开展体育训练，搞各种体育活动，利用早‘晚锻炼身体。
总之，在那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工作，忙得我们不亦乐乎。经过这次整训，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饱满，生龙活虎，如虎添翼。
总之，这次政治和军事整训，可以说对最后整个消灭东北蒋介石的队伍，解放全东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们二纵整训期间，还有过这么一个小插曲。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份，当时刘震已经到部队检查工作去了，我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在家里主持部队整训工作。突然之间，上面来了命令，要我到吉林市去开会，所有的纵队都去了人，说是讨论准备攻打长春。东野后勤部准备了各种招待，连会议室都布置好了。我们一到，就先组织我们参观了日本人修建的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然后就回来开会。开会时，我没有见到林彪司令员，只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和谭政主任。一开始开会，罗荣桓就宣布，“现在这个会不开了！”他解释说，总部原来准备打长春，但中央军委来电报指示，暂时不打长春，先搞部队整训，准备下一步夺取全东北，消灭蒋介石在东北的全部部队。
对长春，则继续由第一兵团萧劲光‘萧华的部队围而不攻。后来对长春从来也没有发动过攻势，直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固守长春的国民党军起义或投降。有人说，林彪对长春久攻不下，这不是事实。林彪原准备攻长春，但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攻锦州后，林彪连准备攻长春的会议都没有开，那里来的久攻不下呢？只有围而不攻而已。从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对长春围而不攻，而蒋介石对长春长期空投，坚守不出。
结果，打长春的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们白跑了一趟，坐了两天的汽车，又回到了平冈，随即我就到达公主岭（现在的怀德）一一六师检查‘督促工作去了。
十六‘辽沈战役
在我们各主力纵队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的前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新组建了三个纵队：将直属的独立第二‘四‘五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平升；将辽东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将热河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麟。到八月份，又以护路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同时，以七个炮兵团，主要为山炮‘野炮‘榴弹炮‘高射炮，组建成炮兵纵队，苏静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又将两个前线指挥所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
八月十四日，考虑到下一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与东北军区分开，各负其责。同时，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兼任野战军政委，野战军下辖十二个步兵纵队，十五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共七十万人。加上军区所辖地方武装，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已远远超过卫立煌下属的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
不仅如此，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土地面积已达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了东北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且，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整个解放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一切都说明，冬季攻势以后，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呈现出敌弱我强的态势。
这时，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判断我东北解放军主力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入关寻求机动作战。因此，蒋介石决定固守东北，钳制我军，不让东北解放军入关，以利于巩固华北。
根据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决定集中兵力，进行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的安全，并相机打通北宁路。他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十万人守备长春，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十五万人防守锦州，他自己则率三十万人驻守沈阳。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这一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他们一直在寻找东北大决战战机。敌人的这一兵力部署，对我们来讲，是较为理想的部署之一。因此，部队整训完毕以后，毛泽东就决定适时发起辽沈战役，全部歼灭东北的国民党军。
进攻方向的选择，是辽沈战役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地敌人外，无仗可打。沈阳是重兵防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之间进行选择。战役究竟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呢？
毛泽东从全国通盘考虑，始终瞩目于锦州，要“关门打狗。”毛主席就对东北的情况就作了全面的分析，并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也就是说，不准东北蒋介石的部队往关里跑。要东野将主力转到北宁线，切断蒋军从陆路‘从海上撤回关内的要道，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各个击破，全歼蒋介石在东北的部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又发出电报指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还指出：“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部署，国民党的锦州主帅范汉杰在被俘之后曾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长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折断了。”
而林彪的考虑则有些不同，他从东北的局部出发，主张先打长春。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一起联名致电军委，提出：“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电报认为南下北宁路作战，困难很多，不如先打长春，等待沈阳之敌出来增援，再消灭敌人。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但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七月二十二日，他又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不仅是林彪，就连卫立煌和蒋军东北“剿总”，也判断我军先攻长春的可能性很大。辽沈战役期间，曾率“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在其回忆录中就曾写道：“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极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