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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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英勇顽强。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一一五师的第一次军饷，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脱离部队，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在郑律成所作的《八路军军歌》中，就有“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词，给平型关战斗很高的赞誉。这首歌，一时成为部队指战员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流传军内外。

平型关战斗，是一一五师领导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正确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结果，是林彪等正确指挥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一五师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将永远载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
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