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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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字字血，声声泪，读来令人心酸，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作为正义的喉舌，声讨邪恶势力，居然死得如此之惨。人们在感慨唏嘘之余，似乎可以感受到“阉党”专政的淫威，使人心悸，使人透不过气来，更使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六君子之狱”以及后来的“七君子之狱”，遭到迫害的诸君子，都和杨涟一样被折磨至死，遗体被家属领回时，已经皮肉腐烂，面目全非，生前所受酷刑，依稀可见。
所谓“七君子之狱”，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异己势力的既定步骤，用“欺君蔑旨”的借口，把支持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
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早在天启四年（1624）二月就向皇帝上疏，议论时政十大失误，锋芒毕露地谴责“阉党”专政。他如此写道：执政者不顾国家安危，误国者护掩政治腐败，不及时提拔贤能辞退不肖之徒，继续把正直之士看作仇敌，陛下难道不为国家担忧吗？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使魏忠贤暴跳如雷，企图假借皇帝名义，对黄尊素施加廷杖的酷刑。由于内阁大学士韩爌极力营救，才改为剥夺俸禄一年。四个月以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黄尊素奋起响应，在奏疏中大声疾呼：
——天下难道有政权归于近幸太监掌握，皇帝大权旁落，而世界可以清明的先例吗？朝廷内外舆论汹涌，人人都要食其肉寝其皮，这样的人还可以留在皇帝左右吗？
——现在魏忠贤横行不法的罪状已经揭露无遗，陛下如果再不早作决断，此辈眼看理屈词穷，势必更加无所顾忌。魏忠贤必然不肯收回已经放纵的缰绳，而痛改前非；魏忠贤的死党必然不肯收回已经驶出的贼船，而默默地听任冰山消融。此辈先前与士大夫为仇敌，进一步必将以陛下为赌注。
魏忠贤恨得咬牙切齿，指使亲信曹钦程诬陷黄尊素，什么“专击善类”，什么“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之类，假传圣旨，把他罢官；之后不久，又把他逮捕入狱。在锦衣卫镇抚司监狱中，黄尊素遭到许显纯、崔应元的严刑拷打，体无完肤，血肉淋漓。临死前留下遗诗：正气长流海岳仇，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鹦声杂值金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却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专制时代算不上罕见现象，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劣根性，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中国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建造祠堂祭祀死去的祖先。为活着的人建造祠堂，称为“生祠”，则闻所未闻。毫无疑问它是那个专制时代的畸形政治现象，满足了崇拜者与被崇拜者各自的功利目的，正所谓各得其所。
“生祠”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议，应该为功德无量的魏忠贤建立生祠。这个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僚在奏疏中说，魏忠贤心思勤奋，体谅国家，心中念念不忘抚恤人民，由于他的德政，浙江延续百年的陋习积弊完全消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一致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明眼人一看便知，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阿谀奉承之词，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阉党”专政的恐怖景象涂抹成为“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
这当然是魏忠贤求之不得的大礼，正中下怀，于是体现魏忠贤意志的“圣旨”这样写道：鉴于魏忠贤心勤为国，体恤人民，接受民众的请求，批准地方政府为他营造生祠，“以垂不朽”。昏庸的皇帝还特地为生祠题写“普德”的匾额，用明白无误的姿态为生祠运动推波助澜。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一时间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出钱，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
应天巡抚毛一鹭把生祠建在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建造多处生祠，宣大总督张朴在宣府、大同建造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五台山建造生祠。这种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蔓延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造到了卢沟桥边上，京城的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外，顺天知府李春茂则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内。有些无耻官僚还把生祠造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把生祠造在南京孝陵（明太祖坟墓）前，河道总督薛茂相把生祠造在凤阳皇陵（明太祖父母坟墓）旁。
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那些热衷于建造生祠的官僚，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顶礼膜拜唯恐不周，当然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蓟辽总督阎鸣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写给皇帝的请求建造生祠的奏疏，堪称一篇奇文。奇文共欣赏，不妨一字不改照引如下：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按：东厂总督魏忠贤的尊称）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你看，一个擅权乱政的野心家、阴谋家，居然被他描绘成了罕见的圣贤，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既然阎鸣泰把魏忠贤吹捧成比天还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造生祠了，还特别题写了“广恩”匾额，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偶像）进入生祠。大小官员一起对“喜容”五拜三叩头，和迎接皇帝一模一样。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颇有反感，只作了一个长揖，没有跪拜，巡抚刘诏打小报告，魏忠贤立即命锦衣卫派人把他逮捕入狱。
这无疑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嚣张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做得更加离谱，他所举行的迎接“喜容”的仪式，隆重程度超过蓟州。据当时人描写，“喜容”有仪仗队前导，如同迎接皇帝的礼仪，一干人等行五拜三叩头礼。待到“喜容”在生祠中安置妥当之后，黄运泰率领文武官员来到丹墀下，整齐排列，再度五拜三叩头。然后黄运泰到“喜容”前面致词：在下某某在某年因某事承蒙九千岁（按：阉党分子对魏忠贤的尊称）扶植，叩头表示感谢；又某年承蒙九千岁提拔，再次叩头感谢。致词完毕，退回原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旁观者都累得汗流浃背，黄运泰却得意洋洋。
令人感兴趣的是，被这批无耻之徒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喜容”（偶像），是个什么模样呢？
它完全是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头戴冠冕，身穿袍服，眼耳口鼻手足就像一个活人，发髻处有一个空穴，可以安插四时花朵，腹中充满金玉珠宝。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作为崇拜对象供奉起来，竟然是这般模样。在他的身旁，悬挂着镏金的对联，褒奖之词无以复加，例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
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了。
令人齿冷的是，如痴如狂崇拜魏忠贤的官僚，未必不知道这个政治小丑的底细；未必不知道这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低贱的“小火者”；未必不知道此人凭借阴谋权术，一步步爬到宫内太监的顶层，专擅朝政，野心勃勃。这种个人崇拜并非出于真心，并非敬仰他的道德品质，而是别有所图的政治投机。
李逊之《三朝野记》记载当时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时指出，朝廷上下一片疯狂：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充满了“扬诩赞叹”之词，“几同劝进”——几乎有劝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势；而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朱批，也是“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感慨地写道：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按：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按：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更有甚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国立大学学生）陆万龄，唯恐魏忠贤不知道自己的赤胆忠心，居然向皇帝提出，在孔庙中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祀孔子的父亲；并且主张在国子监西侧建造魏忠贤生祠。理由是，魏忠贤铲除“东林党”，犹如孔子杀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笔削《春秋》。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和儒学大师一起配祀孔子，岂不是热昏了头！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也愈来愈离奇，有什么“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等等。把“千岁”、“九千岁”这些皇室勋戚的尊称用于一个太监，已经够出格的了，然而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在魏忠贤面前连干儿义子都挨不上，居然以干孙子自居，对他行五拜三叩头礼，口中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明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1627）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朱由校的绝嗣
天启五年（1625）五月十八日，朱由校在客氏与魏忠贤陪同下，祭祀方泽祭坛后，来到西苑游乐。客、魏二人在桥北浅水处游船上饮酒寻欢，朱由校在两名亲信太监引导下，在深水处荡漾小舟，相顾欢笑，俨然神仙一般。忽然间，一阵狂风呼啸而来，掀翻了小舟，三人一起落水，两岸随从顿时惊惶失措。经过手忙脚乱的抢救，朱由校幸免于难，两名太监溺水身亡。魏忠贤因护驾失职，专门在七月十五日到大高元殿作佛事法会，放河灯追荐亡灵。朱由校虽然没有被淹死，但受到此番惊吓，本来不佳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
天启七年夏，朱由校病情加剧，引起朝廷上下的密切关注，请安的奏疏不断送进宫里。内阁首辅黄立极率领文武百官到宫门问候，朱由校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他们。待御医报告了治疗情况后，他向大臣们说，朕的身体素来虚弱，近来因为辽东战事焦虑劳累，终于病倒，目前正在静心休养，凡是重大朝廷政务全由阁臣和厂臣（魏忠贤）商讨对策，用心赞襄。
看来，朱由校自知病入膏肓，已经在安排后事了。终于，在八月十二日他作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天，内阁首辅黄立极率领众大臣来到乾清宫西暖阁，接受皇上的召见。他们察觉到，一向对朝政不感兴趣的皇上，病重之后却念念不忘国事。这大概也可以算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少顷，朱由校向大臣们发布了他在位时的最后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十分重要，事先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深思熟虑。除了再次重申他对王体乾、魏忠贤的信任之外，透露了他昨天单独召见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的事。召见时商谈的内容没有明说，其用意已在不言之中——由信王继承皇位。他要让大臣们明白，这是他自己在清醒时作出的安排。
朱由校为什么要传位给五弟朱由检呢？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他本人没有子嗣。怎么会没有子嗣呢？《明史·诸王传》明明记载，熹宗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