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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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与“出征”、“南迁”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也就是调动边防军来保卫北京，是不是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呢？也未必。
朱由检长期以来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上，举棋不定，直到最后关头，才意识到不“安内”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胜过爱新觉罗。于是决定，把驻扎在山海关、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来保卫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他向大臣们提出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意向，要大臣们讨论。内阁、六部大臣意识到问题颇为棘手，征调吴三桂，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大片国土，要承担国土沦丧的责任，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一事当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名节，故意推诿不决。
正月二十一日，朱由检正式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强调说明，征调吴三桂兵马是值得期待的战略步骤。他严厉地批评大臣们的消极态度：采取此等重大军机措施，原本应该由先生们作出决断，承担责任，不可以推诿误事。在皇帝的紧逼之下，内阁首辅不得不表态，他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堂而皇之口号，反对征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也表示反对，身为军事首长，他怕承担丢失辽东国土的责任，把皮球踢还给皇帝，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吴三桂要不要征调，取决于宁远要不要放弃。请皇帝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宁远，才谈得上征调吴三桂。
既然大臣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朱由检只得亲自作出决定：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内阁仍然不愿意发出正式公文征调吴三桂，犹豫拖延。朱由检再次催促，要他们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与会的大臣必须把发言提纲上报。在这种压力下，内阁首辅陈演还是不愿意作出决定，提议皇帝在德政殿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有几名低级别大臣主张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内阁官员提出许多具体问题来刁难：宁远放弃后，山海关如何防守？撤退的军民如何安置？一定要辽东的总督、巡抚、总兵们提出实施细则，才可以行动。此后，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总兵吴三桂先后表态，支持皇帝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决策，内阁首辅陈演等大臣，依旧拖拉敷衍。
二月初八，太原陷落，京师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联名提出征调吴三桂保卫京师的建议。朱由检把王、杨的奏疏给阁臣陈演、魏藻德过目，两人相对愕视，沉默不语。退出宫来，两人窃窃私语：我们作出决定，事后皇上用“弃地”罪处死我辈，怎么办？国难当头，考虑的是个人得失，他们的内心独白是：“无故弃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结果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议皇帝把吴三桂之父宁远总兵吴襄调进北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请皇帝与他商量战略大计。这显然是陈、魏二人推卸责任的伎俩。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形势愈来愈严峻，朱由检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征调吴三桂“勤王”，保卫北京事宜。大臣们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不可调，有的模棱两可，有的主张迁都南京，只有成国公朱纯臣、户部尚书倪元璐、刑部侍郎金之浚、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等主张征调。以陈演为首的阁部大臣都以为“弃地”不是上策。
如此这般，议来议去，议而不决。三月初四，朱由检忍无可忍，终于亲自作出决定：加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阳）庐（州）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提升官衔一级。两天后，他发布谕旨，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兵保卫京师。山东总兵刘泽清近在咫尺，拒绝征调，反而从临清南下；只有唐通带了八千兵马赶到北京。
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姗姗来迟，三月上旬才从宁远率领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二十日赶到丰润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早在前一天进入了北京。
“勤王”的方案终于化作了泡影。
煤山自缢，以身殉国（1）
艰难的最后时日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
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
——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