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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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这种情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也就是说，皇帝焦劳于上，大臣舞弊于下，日益严重。因此朱由检老是感叹：“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刻意仿效唐太宗的末世英主
朱由检十分推崇唐太宗，刻意仿效，因而既有刚毅严峻的一面，也有宽厚仁恕的另一面。由于他成了亡国之君，这另一面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他对于孔子论“仁”的言论颇有心得，务求身体力行。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于专门为皇帝安排的学习课程——“日讲”与“经筵”，十分重视，认真听取精通儒学的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十八日，他参加“日讲”，听讲官（教师）讲解《论语·子罕》一章，然后召见内阁辅臣，一起探讨“仁”的真谛。
朱由检说：孔夫子谈论“仁”，如“欲立欲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使民以时”等，多处讲到“仁”，为什么说“罕言”？
蒋德璟说：圣人未尝少讲“仁”，只是门弟子领悟到了才以为“言”，没有领悟到的就以为“罕言”。
朱由检说：“命”与“仁”如何分别？
蒋德璟说：两者总是一个道理，在天为“命”，在心为“仁”。
朱由检听了表示同意，然后说“一日克复，天下归仁”，便是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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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璟说：明白了“明德”对于天下的重要性，便是“天下归仁”。
朱由检听了关于“仁”的一席话，似乎豁然开朗，心情特别舒畅，说：近来天气很好，秋令甚佳。
第二天，他写了一道手谕给辅臣们，要他们把昨天议论“仁”的见解，撰写成文章，供他阅读。对于儒学经义的钻研精神，他似乎并不比进士出身的儒臣们逊色。
某次，由于“讲官”姜曰广在讲解《资治通鉴》时发生错误，朱由检本来就对《通鉴》没有兴趣，乘此机会下令停止讲解《通鉴》，改讲《春秋》。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专家，因而被聘为“讲官”。文震孟讲解《春秋》，深得皇帝称赞，从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连讲四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二十四日文震孟讲“祭伯传”，删去“宰亘”一章。朱由检不同意删去，要他补讲，他的理由是，这一章可以看到当时朝政失宜，所以更应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在场的“讲官”们对皇帝如此重视历史上朝政失宜的教训，都肃然起敬，感叹道：真是罕见的英主！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八日，朱由检在内阁辅臣陪同下视察国子监。一行人等由崇文门进入成贤街，进入国子监。举行了“释奠礼”以后，来到彝伦堂，听国子监祭酒（校长）南居仁讲解《尚书·皋陶谟》；然后听国子监司业（副校长）罗大任讲解《易经·咸卦》。讲解完毕，他特地关照礼部官员把“进士题名碑”和“石鼓文碑”，摹拓下来送给他。然后他指示随行的内阁辅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夫子，都有功于圣人之道，与其他从祀孔子的诸位贤者不同，应该更加优待推崇。吴婕葱戳恕侗碚谜嫒缡琛罚肭蠛擦衷汗僭北嗉读尤椤罚魑蛹嗟慕滩摹Ｖ煊杉斓奔从枰耘肌？蠢此运纬硌Т笫Φ闹魇怯兴私獾模裨虿豢赡芴岢鋈绱司咛宓囊饧！冻珈豕省分杏幸皇酌栊椿实塾霉Χ潦榈氖庋吹溃壕尤环缍仁鞘樯π怕逵缴�
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诗的笺注对此作了说明：皇上喜爱读书，各处宫室的御座左右都放了书籍，随手披览。曾经写了《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纷纷诵读。这些细节流露出朱由检的学识涵养决非泛泛，如果参加科举考试，完全可能金榜题名，所以说“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
倪元璐是朱由检极为欣赏的大臣，升任户部尚书后仍兼任皇帝的“讲官”，有一天在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一节时，借题发挥，批评赋税加派的害处。朱由检听了很震怒，指责他这个户部尚书不称职，军饷匮乏，户部拿不出好的对策，反而讲风凉话。倪元璐听了皇帝的训斥并不动容，心平气和地解释：臣是一个儒生，所讲的虽然是书生语，却不敢怀有私利来欺骗君主。朱由检听了一时语塞。第二天，他对内阁辅臣表示，对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讲”和“经筵”中，不仅应该有问答，也应该有君臣之间的辩驳，不应该听了刺耳的意见就大发雷霆。看来他真的想仿效唐太宗虚心纳谏的风度。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朱由检身体偶有不适，临时通知暂停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后，他幡然悔悟，虚心接受，特地用工笔小楷写了手谕，对辅臣褒奖备至，称赞他们“忠纯体国，念笃爱君”，“言同药石，朕心忻悦”，希望他们今后继续一如既往批评自己的过失。当时担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在他的回忆录《思陵典礼记》中，记录了这份手谕，而且亲眼目睹这份手谕刻成碑铭的经过，他评论道：皇上的书法模仿唐太宗，手谕写得清秀遒劲。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朱由检似乎处处都在仿效唐太宗，不仅书法如此，而且在虚心纳谏、闻过则喜的态度上，都在刻意追慕唐太宗。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他还是经常流露出刚愎自用的劣根性，但毕竟有意识向这个目标靠近，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后宫生活一瞥
朱由检的后宫生活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亮点。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的皇太子慈烺，从中流露出希冀国祚绵延长存的心态，不想成为亡国之君。
慈烺生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初四，作为长子，生母又是皇后周氏，理所当然地于次年册封为皇太子。为了栽培这位皇太子，他亲自选拔老师——“东宫侍班讲读官”。崇祯十五年（1642）正式开始皇储的教育。内阁辅臣根据皇帝的旨意，拟定了“讲仪”，特别强调“览史以佐经”——把学习历史作为学习经学的辅助手段，目的是了解历史上的治乱、邪正、是非，以古鉴今。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由检“日讲”完毕，与内阁辅臣议论太子的教育事宜，郑重其事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条例，例如不得离间亲亲，不得交结有司，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行非礼，以及内外有别、出入谨慎等。周延儒读了这八条以后，向皇帝询问了太子生活起居的管理事宜，蒋德璟提醒太子身边的伴读与典玺（掌印）人员很要紧，朱由检说：东宫将来即位，这些人就是“从龙之人”。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接班人是寄予厚望的，将来是要“即位”的。
他的三子慈炯（周后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后册封为定王、永王，其余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别是五子慈焕（田妃生）最为喜爱，不幸五岁病逝，令他哀恸不已。据说，慈焕临死前曾留下一句话：九莲菩萨（按：指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说，皇帝待外戚过于刻薄，儿子都要夭折。朱由检信以为真，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发愤，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崇祯八年（1635），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崇祯元年（1628）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这类事例很多。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
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在皇帝严格自律作风的感召下，后宫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清静朴素风气，丝毫没有濒临亡国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正如吴伟业《绥寇纪略》所说：皇上在深宫之中，不苟言笑。他的太子和其他子女的言行，都以礼法为准绳。因此后宫没有玩弄珍珠宝玉的娱乐，没有声色歌舞的演出，闲暇时，只有古琴优雅的声音缭绕。皇上说：这种琴声足以娱乐心神，胜过其他音乐。
周皇后与田贵妃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
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