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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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场的袁崇焕爱将祖大寿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亲眼目睹顶头上司被逮捕的情景，大为惊讶，以至于浑身战栗，举止失措。这对于一名血战沙场的骁将而言，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反应。在一旁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细心地观察到了祖大寿的“心悸状”，立即顿首请求皇上慎重慎重再慎重，并且说，敌人还在城下，不能逮捕最高指挥官。皇上不听。其他内阁大臣也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朱由检回答道：“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出来，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摆到桌面上，作为定罪的根据。因此他为逮捕袁崇焕作出这样的解释：朕把辽东事务托付给袁崇焕，他身为督师，对于胡骑如此猖狂，事前一点都没有预防，导致敌军深入内地，虽然日夜兼程赴援，但坐误战机，功不抵罪，暂时革职，听候审查。
理由固然冠冕堂皇，但是难以掩盖严重的后果，袁崇焕被逮，各路“勤王”将领由谁来统领？朱由检的办法是，提拔大同总兵满桂总理军务，节制各路“勤王”之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没有考虑到辽东将领的逆反心态。
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看到了这一点，在十二月初二日向兵部尚书梁廷栋及时提醒：敌人势力还很厉害，辽东军队没有了主帅，不是战败就是溃散。今日的上策，只有释放袁崇焕来维系军心，让他立功自赎，既可以夺敌人的魂魄，又可以保存辽东的劲旅。
梁廷栋不以为然：辽兵有祖大寿在，不至于溃散。
余大成说：哪里有鸟巢倾翻雏鸟可以保存的道理？祖大寿一介武夫，决不会屈从于这一既成事实。
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把这个意见转告了在朝房的同僚，刚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周延儒问余大成：你担心祖大寿会反叛？
余大成表示肯定，周延儒再问：几天之内？
余大成答：不出三天。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东将士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恩戴德，祖大寿又与满桂积怨甚深，袁督师被逮，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连累，在十二月初四日早晨，悍然率领辽兵东行，踏上回归宁远之路。
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的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后果不堪设想。兵部尚书梁廷栋带了余大成去见皇帝，余大成对皇帝说：祖大寿并没有反朝廷之意，只是害怕由袁督师牵连到他们。要想召回祖大寿，非得有袁崇焕的手书不可。
朱由检以为言之有理，便责问梁廷栋：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失措，事情既然可行，还不赶快去办！
于是内阁六部一行高官赶忙来到监狱，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祖大寿之所以听我的话，因为我是督师，如今已是罪人，哪里还能得到他的信任？
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你只手擎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天下之人莫不佩服你的忠义，谅解你的心情。作为臣子，只要有利于国家，不惜献身。死于敌人与死于法律，究竟哪一个更值得呢？
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给祖大寿写了书信，言辞极其恳切，要他顾全大局。
朱由检立即派专人拿着袁崇焕的书信去召回祖大寿。信使星夜疾驰，终于在距离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的书信，泣不成声，全军上下一起痛哭。随军同行的祖大寿老母问明缘由，果断地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失去了袁督师。幸好还没有死，你何不立功为他赎罪，乞求皇上赦免。将士们听了踊跃欢呼，祖大寿这才下令退回北京。
朱由检闻讯，大喜过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统领辽兵的念头，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所谓“蛮子”是皇帝对广西人袁崇焕的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大学士孙承宗也在从中斡旋，一方面希望皇上对祖大寿的行动予以谅解，另一方面送去一封密信，劝祖大寿赶快向皇上检讨，表示愿意立功为袁督师赎罪。祖大寿终于取得了皇帝的谅解。
袁崇焕之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袁崇焕被逮捕入狱的消息引发朝廷上下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政治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终于使得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原先皇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处死之意，只是“暂时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中十分之六七的大臣以为袁崇焕蒙不白之冤，可是慑于皇上的震怒，不敢轻易表白。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称赞他“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身为大将，从未为子弟乞求一官半职，自己的住宅、衣食依然朴素如故。这样清正廉明的大臣，希望皇上能够从宽发落，照旧起用。朱由检答复道：等待审问明白，就命他前往边塞立功，重新起用。从中可以窥见皇帝仍旧要他“边塞立功”的心态。
遗憾的是，朝廷中有人硬要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御史史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崇祯三年（1630）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卖国欺君，秦桧莫过。”真是奇谈怪论！与蓟辽督师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大臣的份内事，居然被定性为“卖国欺君”，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胡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银子几万两，寄存在姻亲徐本高（已故内阁首辅徐阶的长孙）家中。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对事实真相，贸然下达谕旨：袁崇焕擅自处死毛文龙，与后金谈判，导致敌军进犯，是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罪状，限刑部在五天之内审结上报。
钱龙锡受到史无端诬蔑，向皇帝声辩，收受贿赂寄存徐本高家，纯属无稽之谈。皇帝不得不承认，这些原本是风闻之词，不再追究。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转移财产，事实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皇帝要处死袁崇焕的决定已不可改变。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朱由检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随即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六科以及锦衣卫堂上官，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其实，所谓“商议”不过是官样文章，是走过场的形式，主要是听取皇帝的发落。
朱由检对大臣们说：袁崇焕辜负朕的托付，一味欺骗隐瞒，为了与后金谈判，而处死毛文龙，纵敌长驱直入，顿兵不战，遣散四处勤王援军，种种罪恶，不可胜数。然后用询问的口吻问道：三法司如何判决？
对于如此重大案件，各位大臣都不敢造次，从宽与从严都不相宜，只得一味顿首，听凭皇帝发落。
朱由检以为大家并无异议，便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至死，俗称千刀万剐。至于袁崇焕的家属，他也作了决定：按照法律，原本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现在从宽，妻妾子女及兄弟流放至二千里以外，其余人等不加追究。
内阁大学士以下的大臣，没有一个敢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一致顿首，表示赞同，表示感谢。
朱由检又追问一句：各位大臣有什么话要讲？
内阁大臣回答：袁崇焕的罪实在不可宽恕。
既然大家意见如此一致，朱由检立即命令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往监督行刑。待涂国鼎领旨退出后，朱由检振振有辞地从袁崇焕引申开来，教训群臣：诸臣欺罔蒙蔽，从无一份奏疏揭发奸恶，你们都应当洗心涤虑，多为国家考虑。大小臣等连忙叩头引罪。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草率决定了。如果说，他的死是被错杀、冤杀的，那么在场的大臣个个都是帮凶。
他的死，令人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他被押解到西市，接受磔刑，刽子手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围观的百姓立即出钱买下，不多久，身上的肉全部割完，竟然开膛破肚，取出里面的肠胃，百姓一哄而上，抢夺一空。得到一块肉的人，喝着烧酒，把肉生吞下肚。面颊上沾满了血迹，还在唾骂不已。有的人拾得骨头，用刀斧斩碎。因为这个缘故，袁崇焕的尸体可以说是“骨肉俱尽”。只剩下一个首级，还得传往长城沿线的九个重镇，警告那些将领，引以为戒。
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一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一旦有差错（这种差错本身还有很多疑问），都要死得如此之惨，只能说是国将不国的不祥之兆。呜呼！
袁崇焕死后，他的妻妾兄弟被流放到福建，财产全部充公。其实，他为官清廉，没有积累下什么财产，正如《明史·袁崇焕传》所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
袁崇焕之死毫无疑问是一幕悲剧，恐怕任何立场的人都有同感，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差错，但罪不至死。他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死敌，但是清朝人编写的《明史》并没有落井下石，往他身上泼污水。请看《明史·袁崇焕传》的评论：“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多么客观公正的议论！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是一大错误；那么朱由检杀袁崇焕便是误杀，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得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除掉了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大敌当前，本当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而不应当自相残杀。对于朱由检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以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所以《明史》要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明朝离开灭亡真的不远了。
杨鹤杨嗣昌父子的悲剧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1）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崇祯初年，陕西黄土高坡上民变蜂起，高举造反大旗的饥饿民众，拿起武器，与统治者对抗，搅得当局人仰马翻。朝廷上下惊呼“流贼猖獗”，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害怕承担渎职罪，畏罪自杀。一时间，陕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以“会推”的名义，把看不顺眼的耿介大臣杨鹤，上报给皇帝，要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但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点犹豫不决。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任洛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1612）被提升为御史，履行监察职责直率无忌，遭到当权者排斥，不得不借口生病，辞官而去。天启初年，他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依然不改耿直作风，无所顾忌地为熊廷弼辩护，被魏忠贤革职除名。崇祯元年（1628），朝廷再次起用他为右佥都御史，使他感激涕零。为了报答皇上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他在九月初九日呈上一份奏疏，献计献策，主旨就是：励精图治的要害在于培养元气。他细细分析国家的三种元气大伤：
一是小民元气大伤——从万历末年辽东战端开启以来，加派赋税，大肆搜刮，小民元气大伤；
二是封疆元气大伤——辽东战事节节溃败，西南边陲又捉襟见肘，兵马武器粮饷丧失殆尽，封疆元气大伤；
三是士大夫元气大伤——士大夫分立门户，彼此攻击，跌宕起伏，以后又有“阉党”专权，屠戮忠良，致使士大夫元气大伤。如今就好像大病初愈，脉息未调，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元气。希望皇上不要急于谋求进取，镇静从事。
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
吏部要求他担任一个人人都不愿意担任的职务，使得杨鹤处境十分尴尬。当时杨鹤已经是都察院的右佥都御史，协助都御史于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