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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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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的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说来,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随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做“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in Wonderla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一九五九,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当中华民国在大陆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替了牢狱的钥匙,要她悔过,就放她出来。她说她无过可悔,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著。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当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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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二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一个十四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惩治叛乱条例总统二十日明令公布》,四十二年后的五月十八日,一个五十六岁的饱更忧患的异议者,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是《立院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四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在前后两次中央日报的标题之间,他曾肤尝身受这条例的威力,他被抓到国民党的黑狱里,用这条例,初判他十年。十年,对人的一生青春说来,算点什么,但对这条例而言,不算什么。这条例中,死刑累累、无期徒刑累累,十年以上,已是宽大之至了。光在戒严期间,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案子,在这条例的铡刀边缘走过,多少人伏尸法场了、多少人坐穿牢底了、多少人因被判十年还感到庆幸呢!谁还要埋怨十年太长啊!

   那个被初判十年的人,他是谁?他是千千百百这条例受害的血证人与见证人,他既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他是我。

  
     在这条例废止之日,我拿起前后两份中央日报,摆在一起,感到国民党这两份党报,正横跨四十二年的午后黑暗,搭配成一幅绝妙的血色黄昏。

  
     在血色黄昏中,我逐渐老去。夕阳是无限的好,但是,你跟你的敌人都将归于黄昏,只是在“慈湖”、在“大溪”,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死了,你也老了。其中玄妙很多,但是,纠缠其中的赫赫苛政,首事之法,就是这条例。

  
     国民党文工会头子同一天宣布:“为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党政部门对不合时宜的法规均在全盘积极检讨之中,《惩治叛乱条例》的废止亦为检讨法规的其中一项,且早已展开有关废止的作业,并非因‘独台会’一案件及受外界压力而让步。”

  
     我看了,笑了,淡淡的笑了。任何人都相信他在说阿Q式的谎,我却笑着相信他说的,又何尝不真?这条例,的确已因“不合时宜”而变得大而无当了。——国民党已经秋风无力,它还敢照这条例判谁死刑、判谁无期呢?既然刑期重不下来,回归刑法第一百条,岂不完全够用了?除了共产党入境等芝麻问题,带给国民党一些不便外,这条例的存在,只是秋风肃杀之气的一股象征而已。

  
     如今,高速废止了这象征,岂不也得顺水人情的好处?我笑了,我笑那些以为这条例废止,国民党吃了败仗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天真了!——废止了又怎样?有刑法、国安法等继续坐镇把关,办人还愁缺法律吗?

  
     天真的人还赞美立法委员的快速废止这条例的行为,我又笑了。这一行四十二年的条例,三个小时之间即可二读通过废止,足证立委众志成城,把恶法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立委们过去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坐视四十二年、三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二年,乃至二年,让这条例肆虐横行,哭了一家又一路,杀人如草不闻声?

  
     天真的人又赞美废止这条例得力于教授与学生的抗争,其实,教授是作秀的、学生是娇嫩的,看看过去五四的中国大学生、看看眼前五四的朝鲜大学生,就知道人家是玩真的,台湾大学生玩的却是家家酒。

  
     坐在校园里、坐在车站里,一切功夫,只是坐而已。学生运动要靠坐功,这是“肉蒲团”的和尚功夫、这是“坐坛子”的妓女功夫,不是大丈夫干的事。

   但是,这些小表哥小表妹既然出来了,还是该肯定他们一下。他们的功劳也是有的——他们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又笑了,淡淡的笑了。我翻开市井的劝善书——《四十二品因果史》,抄一段小诗,以遣我怀: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煞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其人身。

  
     作为水来火去的人,我高兴我走到现在、走过从前。这条例像是一条枷锁,但是,最后赢的,是他死我活。没有了蒋家王朝,枷锁已是不真。“真空”“真人”又笑了,他笑他们都是假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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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丐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日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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