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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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淡》、《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躏人权、其无情无义于自己学生同志功臣，草草九字，已跃然纸上。读《乔家才入狱记》，只有把握住这一脉络，才能体会到这四万八千字的真正血泪。
《乔家才入狱记》毕竟“落到敌人手里”，如今给发表出来，也算一段佳话。我相信发表的结果，绝非“罪过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发黑暗而曝光明，都是这一发表带给我们的新意义，乔家才将军字字看来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寻常，留给人间这样不寻常的文献证据，真令我们有“正义在兹”之感，我们真要佩服他。
一九九○年十月五日
乔家才入狱记（乔家才）
写在前面
入狱记撰好，不打算公开发表，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后来看到刘仲康著作：“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二十七年七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
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这是一种既恐吓又安抚的说辞，盖恐大家不服。毛人凤先生把我关起来以后，到天津、到太原、到济南，向同志们宣传恐吓，做以上的宣布。
这件冤狱的起因，远因是毛人凤恐惧郑介民先生在军统局的影响力量，威胁到他对保密局的领导地位。为巩固他的领导权，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长以后，开始杀人，以血腥镇压，排除郑的势力。保密局主任秘书由黄天迈换为潘其武，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吉章简换为周伟龙。
近因是毛人凤的情妇没有当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事情就这样巧合，北方同志本来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选举第一届立法委员，毛人凤要民政局长马汉三把他的情妇刘秋芳选出来，因市长何思源阻止而落选，刘秋芳一口咬定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帐。不买毛先生的帐，自然加重郑派的色彩，而招致杀身之祸。我也跟着坐了九年牢，不经审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刘书，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图”，“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
虽然刘书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直毛人凤先生所说的。刘说：“很客观的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情实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
我撰《入狱记》之由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月一日下午八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甚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衣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甚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关进牢里，到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已经沉沦、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甚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沦陷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甚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六十二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甚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平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甚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甚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十二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甚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