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击掌-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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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那天，王阿玛要跟我父亲商量织布厂的生产细节，我父亲哪里提得出半点看法，全是哼哼唧唧的应付，白拿人家的薪水，关键时候却顶不上事儿，连母亲也替父亲难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张赶紧到四牌楼“瑞珍厚”叫几样上好菜肴来。
王阿玛没从父亲这儿得到任何有利建议，有些窝火，饭也没吃，在后院找到了他的和狗滚成一团的儿子，二话不说，揪了耳朵就走。
父亲红着脸送到门口，母亲觉得歉疚，让老张提着饭馆送来的食盒在后头撵。
老张从王家回来说，那儿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着眼子赶出了家门口，理由是嫌他的儿子喜欢下九流的勾当。母亲说，王阿玛生了咱们老爷的气，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张说，那儿子倒也不吝，一丝不挂，门神一样地站在王家大门口，任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着嗓自我介绍，说他是身后头这家的儿子，姓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国甫，是“和瑞祥”的东家，“丹枫”火柴厂的董事长……王家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指着王家大门嘻嘻哈哈。王阿玛不以为然，王太太却丢不起那人，让仆人拿了条毯子，将王利民裹了，扯进门来。王利民还较真儿，蹦着高说，是你们把爷请进来的，不是爷自个儿要回来的！
母亲说，这孩子怎么是这么个性情！
几个春去春来，王阿玛的生产和生意步履艰难，“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十几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也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国外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添砖加瓦。王利民走的时候很隆重，我母亲和大哥代表我们家到火车站去送行，王家人爱排场，雇用了洋鼓洋号队，几十号子人在月台上吹奏“苏武牧羊”，甚是嘹亮壮观。王利民在“苏武牧羊”中走上火车，很有风度地向大家挥手。母亲回来说是开了眼，说就是总统出行大概也没有王家整得这么气派，都是“牧羊”那曲子闹的，把王太太哭得泪人儿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给儿子带了去，不算托运的行礼，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个大篮子，临开车还把几个“天福号”酱肘子从车窗递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学们送了不少花，娇红嫩粉，把王利民映衬得像戏台上的王三公子，从窗户往里望，看不见人，只看见花。我大哥说，王利民的火车车程只有三个小时，他要在天津换船，这一大堆累赘下了火车都得扔。
跟王阿玛一比，我父亲就显得很窝囊，很无能，我的几个哥哥甭说出国，连出京也难，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家里硬凑不出费用，只好进了家门口的艺术专科学校。同是日本留学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们家老二的话说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给我父亲当儿子，亏了！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来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两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两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你计算得不准确，76％？核算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另一个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这……
父亲说，现在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主要是想儿子。我母亲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齐化门外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一缸豆子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98％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四）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外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国外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开会，去了大半年，连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把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自立的没一个，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囔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看着都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更没想到的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王利民是搞工会的，他要发展骨干，要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他们的教员。
我的三姐就是这个时候和王利民摽到一块儿的。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细高个儿，清瘦的面孔，模样越长跟王阿玛越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都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怹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丫头变成了几个字被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丫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表现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对。
两个厂，六个车间，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机器轧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因为这个惹出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王利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怹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统战对象，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斗争，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