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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女人当国-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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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九月十五日,两宫太后为同治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被宫中派出的凤辇从家中接出,经大清门进了宫,是为正皇后。新婚当晚,同治听说阿鲁特氏是状元之女,又见新娘子坐在床边十分的雍容典雅,不苟言笑,于是便故意要考考新娘子的文化水平如何。出于意料的是,同治说几个唐诗的名,阿鲁特氏便能将全诗背诵如流,令同治十分艳羡。这一来二往,同治和阿鲁特氏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也还算甜甜蜜蜜,没有发生当年顺治那样的悲剧。

    同治新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未满18岁的同治终于要亲政了。这一天,太和殿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文武各官汇集在大殿前,礼官们穿着崭新的礼服,钟鼓齐鸣,只听响鞭三阵,群臣按照次序进入太和殿并向同治恭贺亲政。同治虽然经常陪着两宫太后上朝,但这一次却是他一个人上了宝座,后面的帘子早已撤下,十几年来一直借以依靠的背后力量,第一次空了。

第一部分 23.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2)

    在大臣们山呼海啸般的朝贺中,年轻的同治不免感到有点慌张,要不是皇叔恭亲王奕在他边上指导他行礼的话,他几乎就要像兔子一样逃出殿外,再也不要一个人上朝。但是,同治生来就是皇帝,这个责任他就是想摆脱,那也是不可能的。当年的顺治为了摆脱皇帝的职责,据说最后去做了和尚,但对于喜好玩乐的同治来说,他可不想做什么和尚。

    此时的慈禧,在自己寝宫中来回走动,烦躁不安。她时不时地向着太和殿的方向张望,当她听到那里偶尔传来喧嚣声时,脸上既有宽慰之色,但也不乏落寞之情。是啊,这十几年来,这大清朝的事务,事无巨细,哪个不是她自作主张,任意裁决?在一向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慈禧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如今自己还春秋繁盛,却因为儿子成年而不得不收起皇帝宝座后的黄色纱幔,不情愿地退回了幕后。

    这时,慈禧倒有点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了。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是大啊!说到底,这权力的舞台终究是男人们任意驰骋的!女人再有本领,还不是得给男人们让出位置?想到这里,慈禧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感到担心了:同治能控制得住朝政吗?他知道如何驾驭群臣吗?会不会有奸诈的大臣欺负同治年幼无知而乘机作奸犯科呢?

    这个同治啊,真是不让人放心,都18岁的人了,还是连整齐文章都不会做,要是在朝廷上连折子都读不来,这个洋相可就大了。在亲政前,什么事情都有自己顶着,这亲政后,再去干涉朝政的话,恐怕那些嗅觉敏锐的御史们又要闲话了!

    这忙惯了的人,突然退下来还真不习惯。慈禧天生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她和慈安的情况还不一样。慈安即使在听政的时候,除非是特别大的事情,她也不多发言,对于一般的事务,她一般都不管不问,任凭慈禧拿主意。慈安的角色就像个皇后一样,她的兴趣范围主要在管理后宫,因此撤帘之后对她影响不大。慈禧也想像慈安一样安心养性,好好享受内宫的生活,但她那性格,实在是做不到、闲不住啊!

    这掌握过权力的人,总是有管人的癖好,慈禧就是如此。既然不能打理朝政了,那管理管理后宫总可以吧?即使不能和慈安去争夺后宫管理权,那管管自己的儿子同治和媳妇们总是可以的吧?这事不管还好,一管反坏事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是说,家庭里的事情不比政务,政务该杀就杀,该罚就罚,可以不讲情面,但家务事就不同了,骨肉亲情在,多方绊扯,反而难以作决断,也不好随便乱作决断。

    就说同治的几个媳妇吧,慈安和同治喜欢阿鲁特氏,因为她正直,不喜言笑;而慈禧喜欢慧妃富察氏,因为她顺从,又善于逢迎,善解人意。加上同治当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立富察氏做皇后,慈禧对皇后阿鲁特氏总没有好脸色。在她眼里,皇后阿鲁特氏特立独行,总是一副孤傲不群的样子,而且也不会说好听的话,见了她总觉得不舒服。另外,也许是因为慈禧进宫的时候只是贵人的身份,她心里可能对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就这点而言,她和慧妃富察氏倒是很有共同语言。

    本来同治新婚燕尔,与皇后的感情也很不错,但不知何故,这一切却让慈禧心里很不自在。于是她经常拿出母后的身份去干涉同治婚后的生活,一会说同治不要太冷落富察氏了,要雨露均沾;一会又说同治别老和皇后待在一起,要勤加学习,不要因为结了婚就荒废政务。更玄乎的是,就连因阿鲁特氏入宫后因为生活安逸而有所发胖,慈禧也看不下去,经常有意指使阿鲁特氏做这做那,让她多处奔走,劳之苦之;另外,慈禧还经常责备阿鲁特氏不懂宫中礼节,不像皇后的样子。让同治最为郁闷的是,慈禧还偷偷地让太监监视同治和皇后的私生活,经常在同治耳边警告他要爱护身体,要节欲,要以国事为重,不要总是待在内宫。总而言之,就是不让同治和阿鲁特氏痛快。

    慈禧知道儿子底子薄,她要求同治不要荒废政务倒也还情有可原,但这干涉得多了,反引发了同治的逆反之心,他一气之下,干脆谁也不亲近,自己一个人搬到乾清宫独宿去了。与此同时,同治还和慈禧打起了冷战,而慈禧见儿子故意冷落自己,则又认为是皇后阿鲁特氏在背后出的主意,因而更加讨厌阿鲁特氏。

    母子失和,这时间一长,撤帘归政的慈禧非但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天伦之乐,反而在皇宫中弄得大家都不痛快,这女强人不适合管家,倒还真有点道理。

第二部分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1)

    热河的来历,据说是以此地有常年温热的泉水而得名,但在咸丰刚刚安顿好之后,热河也已经进入秋风萧瑟的秋天,遍地枯草,满目苍凉,让人备感伤悲。热河虽美,但毕竟只是个孤悬塞北口外的苦寒之地。

    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冷,咸丰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日益烦躁,他虚弱的身体在经过一番折腾后更是每况愈下,此时的他又开始怀念起北京的皇宫了。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在得知六弟恭亲王奕䜣和洋人谈判还算顺利后,咸丰便迫不及待地指示尽快与英法画押签约,以便他能逃避热河那酷寒的季节,早日回銮。

    在奕䜣代表清廷与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英法军队也按约定撤出了北京,但令咸丰担心的是,英法等国要求亲递国书的事情仍旧没有解决。为此,咸丰特意指示奕䜣,必须将外国公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事彻底取消,不然洋人反复不定,以此要挟的话,祸患将无穷无尽。在咸丰的眼中,洋人性情无常,尽管中外已经换约,英法军队也已撤至天津,但亲递国书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一旦回銮,难保他们在第二年春天再度进行要挟。万一这种事情发生,届时自己必然又要再次避往热河。如此一来,非但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大清帝国的尊严与皇帝的权威也将无地可容。

    正在这时,留京的大臣们一再奏请回銮,咸丰看完折子后,既恼怒又不耐烦地斥责:“你们若能保证洋人不再来北京,朕一刻也不耽搁,立刻回銮还京。”但大臣们岂敢作如此保证!由此,回銮的事情一拖再拖,热河的天气也在大臣们的争论和猜疑中渐届严寒,咸丰也只好暂时打消回銮的念头,准备在热河过年了。

    塞外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着刮过凋敝的草木,吹断了枯枝,卷起了落叶,一片凄凉之景。咸丰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尽管烟波致爽殿内炭火通红,但他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寒冬,一点都好不起来。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这个年可怎么过?

    以往的春节,皇帝照例都要在皇宫的太和殿大排筵宴,如富足丰裕的乾隆朝,太和殿的筵席往往要排出200余桌,以示太平盛世、国力昌盛。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后,由于大清国力日渐衰落,筵席逐渐缩小至100桌左右,勉强维持朝廷的气派。可如今的热河,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就更别提了。

    为了让咸丰过个好年,随行的肃顺等人倒是上下奔走,百般筹划,力图将这年的春节搞得红火热闹些。但是热河毕竟是热河,它偏出塞外,人口稀少,商业凋敝,无论如何张罗奔走,终究难尽如人意。

    在常年的除夕日,皇帝往往要在乾清宫里举行家宴,届时包括皇后、皇贵妃、贵妃等皇帝的嫔妃全部出席,在皇帝的带领下,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圆饭。除夕的家宴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各种山珍海味、点心水果等,络绎不绝地送上宴席,供皇帝和妃子们享用。但这一年的热河,家宴虽然也开了,但明显要逊色许多。至于正月初一,筵宴当然就不排了,咸丰虽然按例升坐前殿,但随行大臣们的朝贺声较往年相比,只能用“冷清”二字来形容。

    咸丰本想春节后即刻回銮,但没想到的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每日咳嗽不止,并出现红痰(民间传闻是痨病,即肺结核之类)。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暂缓回銮,咸丰也只能在热河安心养病,不然回京途中一折腾,病情反有加剧的危险。

第二部分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2)

    但是,随着天气的不断转暖,咸丰的病情却非但未见好转,反日益加重。由此,回銮的事情也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的31岁生日也没有走成。

    皇帝的生日当时叫“万寿节”,是古代非常重要的日子,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国庆节。由此,肃顺等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打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地给咸丰搞个万寿大典,以缓解皇帝的郁闷心情。但咸丰这一天也不好受,他虽然在病中,但有太多的繁文缛节等着他亲自去做——名义上是庆贺皇帝万寿,实则是喜庆之中的苦差。比如当天早上,咸丰必须先去祭拜列祖列宗的御像,然后穿着朝服到澹泊敬诚殿去接受大臣们的朝贺;紧接着,又是赐宴、又是排戏,要折腾整整一天的时间。

    咸丰的生日也不巧,正好是盛夏的三伏天。按照礼制,大臣们必须身着朝服补褂前来参加庆典,作为“寿星”的皇帝也必须朝服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时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仪式搞到中午的时候他已经是很不舒服,但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图个吉利,他只能竭尽全力,勉强支撑。等到晚上大戏开唱,本是戏迷的咸丰终于支持不住,他丢下大臣们,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在生日后卧病不起。尽管这一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他还是吩咐戏照唱,在行宫中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咿咿呀呀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的子初三刻(晚上11点45分左右),咸丰苏醒过来,他看起来还算神智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的时候,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都是大臣代表而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早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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