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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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这些顾问随后于下午四时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同更多的人一起会商。对刚才达成的一些决定就“落实下来”，写进正式记录。艾奇逊挖苦地质问对他建议所作的修改，而使总统感到高兴的是——他就喜欢口头上的交锋——那位只在前一天才最后转向支持这些改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用同样的激情为这些改变作了辩护。
同艾奇逊文件以及总统顾问中最初占优势的观点相反，总统还是决定西方应当在谈判问题上“向前看”。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又起了作用。他们建议说，能够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是我们在谈判立场上的坚定而不是采取拒绝一切谈判的做法。艾奇逊劝告说，赫鲁晓夫不会接受什么合理的东西，而会把所有建议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总统回答说，对于苏联倡议的和会，我们不能失去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后来说：“我们不想让宣传的讲台和讨论的方式听任别人来挑选和垄断。”如果只有苏联人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对世界规模的宣传运动——关于西柏林“自决”和两个德国的对比——所抱的希望必然会化为泡影。他不想诱使西方相信，谈判桌上的会晤会缩小整个危险。但是他希望说服赫鲁晓夫，在尚在积极探索可供选择的办法之时，推迟签订和约。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取得一致的新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实际上，寻求能使有关各方都接受的新意见的这种困难，在整个肯尼迪任期内将继续存在，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日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似乎也不赞同其他一切立场。因此，7月25日总统电视演说中最软弱的部分是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它只是笼统地提了一下。尽管如此，他强调我们愿意“同任何或所有愿意理智地谈判和倾听意见的国家”进行会谈——我们愿意“消除西柏林任何真正刺激对方的事物，尽管这个城市的自由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权利的合法性提交“国际仲裁”，并把我们留驻在西柏林的问题提交其居民自由表决。这样做，他至少在很短时间里提出了比他曾在七个星期中从美国和盟国外交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更为积极的意见。然而，这些意见还是比较缺乏首创精神。
然而，这不是一篇软弱无力的演说。演说发表时，受到办公室内人员过于拥挤和情绪过于激动的妨碍。演说中对国内经济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对民防的看法也不准确。可是演说的基本要旨是坚定的、紧迫的，并没有诉诸威胁或表现出恐惧。我在周末就完成了初稿。星期一和星期二全天总统和他的顾问审查和修改了其后的几稿。泰勒将军建议加入下面一段：
我听到有人说过，西柏林在军事上是守不住的。巴斯东①当时也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勇敢的人们——要守住它的话，任何难守的地点都是守得住的。
①巴斯东，比利时东南部一市镇，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激烈反攻期间曾于1944年为德国军队所包围。——译者
默罗建议加上这么一句：“有些人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可以谈判的。'我们不能同这样的人谈判。”邦迪建议增加下面的段落：承认“苏联在历史上对它在中欧和东欧的安全感到关心”以及“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勇敢地承受的重大损失。”记者马克斯·弗列德曼为一个雄辩的结束语提供了根据。我加上了总统在7月19日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希望军事的考虑支配东方或西方的想法。”国务院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了一段提示：“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平时期对西柏林提出的庄严保证，在危险的时刻是不会违反的。如果我们不履行我们对西柏林的义务，以后我们将何以自处呢？”
最后，我按照总统的指示调整和完成了演说稿的全部修改、润色工作，在八点左右拿着他下午十时的演说稿本到总统官邸去。我发现总统坐在床上，背靠在温暖的垫子上，正在写个人的体会作为结束部分：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
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析祷。
这是一篇优郁的演说的忧郁结尾——事实上，比美国人民惯于接受的演说更为忧郁，比相互拥有核能力时代的任何一个前任总统的演说更为忧郁。他说，西柏林现已成为：
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一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决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两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自己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作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起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赫鲁晓夫后来函告肯尼迪，他认为这篇演说是好战的。在这以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服，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然而他在一次同约翰·麦克洛伊的私人谈话以及后来同肯尼迪的通信中表示，他对美国追加军事预算和向西柏林派遣增援部队极为恼火。他把这些行动称为军事上的歇斯底里。他也许暗自为肯尼迪没有让步，为西方也和他自己一样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谈判建议而感到十分愤怒。他自己的威信也在很大程度上卷了进去，受到了这样一些压力——东德和其他东欧政权要求稳定德国边界，并要除去柏林的“刺”的压力；在共产党阵营内部那种要他遵守诺言，“击退”东德主权的破坏者那种更为好战的呼声的压力。
为了想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季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揽园和古卫城①都将遭到毁灭。
①这里指雅典的古卫城，即著名的巴台农神庙所在地。——译者
8月中旬，危机中的一场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好些年来，共产党人不顾西方的抗议，在东西柏林之间逐步地增加法律上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物质上的——障碍，其中包括临时关闭大多数通道口，需要特种通行和入境许可证，以及禁止西柏林人在东柏林工作。东德人和东柏林人感觉到他们已被逐步关闭起来，就越来越多地越过铁幕的主要孔隙，即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逃跑。到1961年夏季，约有三百五十万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岗位去西柏林的难民中心和飞机场，使已经衰退的东德经济濒于绝境，并使全世界都注目于他们选择自由胜于选择共产主义的态度。8月份，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或受到更多的约束，难民外流从每天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赫鲁晓夫8月13日的反应——也许部分由于肯尼迪的演说以及戴高乐反对四国谈判，而主要是由于东德人力的外流——是筑墙。
柏林墙——以高高的、可惜的带刺铁丝网和混凝土的障碍物封锁了这两个城市的边界，它使家庭朋友分离，把东德人禁锢在内，自由德国人排除在外，使西方在更加有限的基础上进出东柏林——使自由世界感到震惊。肯尼迪立即要求他的助手和盟国提出意见，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所讲的没有多大用处。
大家一致认为，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必然会这样做的，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十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它结束了西柏林对东方作为橱窗和逃生之路的作用，可是不妨碍西方长期强调的三个基本目标：我们留驻在西柏林，我们去西柏林的通道和西柏林人选择他们自己制度的自由。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在我国的、在西柏林、西德或西欧的——建议盟国军队应向东德领土推进并把墙拆毁。因为正如卢修斯·克莱特军后来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可以后退十码、二十码或五百码建立另一堵墙。如果再拆，就又再建另一堵，除非西方准备把它的生死攸关的利益范围扩大到东柏林境内而发动一场战争。任何一个盟国或顾问也都不希望西方作出一个刺激性的反应，从而可能在绝望的东柏林人中间引起一场暴动——这只能造成另一次布达佩斯式的大屠杀。
然而，总统确信需要作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共产党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懊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我们的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我们的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不是为来自东方的移民而准备的。我们的情报判断，尽管认识到共产党人必定要控制他们人力的损失，但对这一特殊行动没有预先提出警告。因而，肯尼迪不得不靠自己临时去想出办法，而在此期间，关键性的时刻——太多的时间——已过去了。
最后，为了考验共产党人的意图和显示我们自己的决心，总统增派一千五百名美国部队，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一千五百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现在将从（我们）一次承担义务的提示中受益”，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而交出的人质”。这是他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使美国军队同苏联军队进入潜在的对峙状态的第一项命令。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六十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以我们最庄严的（得到总统个人赞同的）誓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呆了较长的时期。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克莱的出场得到总统的高度评价，尽管克莱的私人电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有时还暗示除非同意他的要求，不然他可能要辞职。总统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做好，并且一直公开地忠于民主党政府。”虽然总统对克莱不能把我们在西柏林的“极为重要的权利”同我们对东柏林的不满加以区别并不总是感到愉快的，但是他完全谅解将军的脾气——有时没有等待来自华盛顿、诺斯塔德将军以及在柏林的盟国代表的指示取得一致就采取了行动。
武装部队、约翰逊以及克莱的任务，其基本目标都在于重新燃起西柏林的希望。西柏林的精神已为柏林墙所损害，它的作用改变了，它最终作为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的前景变得暗淡了。赫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