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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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第八部分：锤炼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六六年八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用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便声言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他干脆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一九二三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
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员”。
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因此，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确实在一九二三年秋。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九二六年六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此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一九三○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他称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一九四八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国共产党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王元慎：《此身莫向沟中殒——李达与毛泽东》，《中华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称。毛泽东仍记挂着这位“本公司发起人”。
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离开长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达天津，终于在五月十四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那位“理论权威”康生，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八年，康生来到武汉大学时，拉着李达的手，甜蜜蜜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宣称：
“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
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于是，李达变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残而死。
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为李达平反昭雪。
第八部分：锤炼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首《九十初度》，写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他正在病中。
就在他写完这首诗的几天之后，病情转重。正在广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飞机送回北京。出了机场，他乘轿车直奔北京医院，住进新盖的北楼高干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对守在身边的夫人何芝莲叹道：“我这部机器的零件看来已经老了，怕运转正常很困难了。”
半个多月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播音员以沉痛的语调宣布不幸的消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从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董必武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
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曾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董必武成为蒋介石、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在那月黑风高的时刻，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刚刚离去，他在武汉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会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他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
他的最初的职务是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来到延安之后，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在一九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董必武两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二是他从美国回来，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文革”中，这位中国共产党元老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排斥、迫害。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他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
一九六九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
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
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
岿然牯岭孰能冲。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已九十高龄，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
董必武与毛泽东自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第八部分：锤炼毛泽东离席震撼世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反复复播送“下午三时有重要广播”，人们便众说纷纭，猜测着即将发布的是什么重大新闻。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用低缓的声调宣告：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
毛泽东是在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与世长辞的，享年八十三岁。
巨人离席，世界震惊。一百二十三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三十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向他的遗体告别。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九亿人民，向他致哀……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唯有毛泽东的去世引起的人们的心灵震动最为强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含而不露。诚如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答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所说的：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诚如马林一九三五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
“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二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马林与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夏有过直接交谈。正因为这样，迄今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还存有一份当时的记录——《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赞同、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这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