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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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我对蜂烂的恐惧终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我到处看到它们，甚至在没有它们的地方也看到它们。我尖厉的喊叫让同学们感到快活。有人抛在我颈背上的一只单纯的橡皮球，就会让我跳起来，浑身抖个不停。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变得那么骚动不安，结果我想出了一个计策，它即使不能让我摆脱恐惧，至少也能让找摆脱其他孩子的残酷。我创造出一种反炸区的东西，这是一种单纯的白纸折成的鸡，我声称它会比蟀蛇更让我害怕。我恳求大家别让我见到它。当有人挥舞一只炸区时，我尽最大努力控制住恐怖，把喊叫声留给那些白色的纸折鸡。这种假装的恐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制作纸折鸡对他们来说要比捉炸蛙更容易。多亏这个计策，我差不多摆脱了那些昆虫。显然，我的装假本身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不应忘记装出恐慌的样子；不这样做，我就会被戳穿。随之在课堂上出现的那些混乱变得太惊人了，就连老师们都感到不安了。他们决定处罚那些给我看纸折鸡的学生，说加重我的神经质状态是有罪的行为。然而，大家并不赞同这个如此善意的体谅。一天下午，当修道院长视察我们班时，我在鸭舌帽中发现了一只白纸折鸡。我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喊叫。老师一腔愤怒，命令我交出那东西。我拒绝了。他催促着我：“绝对不能不交出来。”我突然灵机一动，碰翻一个墨水瓶，纸折鸡被染成了深蓝色。于是小心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着它，我把流淌着墨水的它丢在老师的讲台上。
我说：“现在我可以听您的话了。它不再是白色的，我不会害怕他了。”
这次达利式的新冒险使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种种回忆都是令人愉快的。西班牙的中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安乐和经济上的迅速繁荣。一个新富人的粗野圈子发展了起来。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大量轶闻，我并不是最后一个发明和贩卖它们的人。在各地举办了一些怪诞的盛会。夫人们学会跳阿根廷探戈和在吉他伴奏下咱德国歌曲。和平像炸弹一样爆裂开去。停战在整个亲法的卡塔卢尼亚地区是一种普遍欢乐的标志，这个地区只保持着对拿破仑征服的金黄色记忆。协约国的胜利是富于感染力的。大家都想利用它，人们在费格拉斯街道上组织了一次公众游行，周围乡村的人也来参加。一列队伍举着国旗和横幅彩带，络绎不绝地行进着。人们跳起萨尔达那舞。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团体”，它得选举一个委员舍来讨论有关参加胜利游行的事宜，它的主席来找我，请我致开幕词。
他对我说：“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学生。但你特别要做到热情洋溢、富于气势，要成为你自己。你有二十四个小时做准备。”
我接受了，立即着手写演说词，它大约是这么开始的：＊刚刚实现的生命的大牺牲，唤醒了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觉悟……等等、等等。”我对着镜子研究情节剧式的动作。但是随着我演说的进展而扩散开来的胆怯之情暗暗地破坏了我的信心。我首次公开演说不能让熟悉有关我的传说的听众失望。要是我幼稚的胆怯在最后关头让我倒下了，那就太可耻了！我决不敢装病，更何况在我的勇气减少的同时，我的演说却因那些灿烂的修辞花朵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观念而膨胀了起来。孤零一人，虽然已熟记住我的结束语，但一切都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终于再也抓不住失去的思路了。不，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我死命地跺着脚，捂住面孔，因无法控制自己而感到屈辱。当夜，到田野散步也不能使我镇定下来；何况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发觉与一群事先就嘲笑过我的演说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了。
第二天，我醒过来，致命的痛楚沉沉压在我心上，早餐时，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拿起演说稿，把它卷成一卷，用橡皮圈套住它。精心梳妆打扮好了，我走到“共和主义者中心”，这是我们开会的地点。我觉得这段路程是种苦刑。我提前一小时到了，因为我想利用这段暂时的休息使自己习惯大厅和听众，可这些听众俱腾腾地走进来，并没有让我一下子感到面对一群热烈的听众。刚一进fi，我就感到脸红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有人给我拿来一杯水。微微恢复了点镇静，我就恐惧地注意到一些大人物在场，甚至还有一些非常吓人的少女也来了。共和国的旗帜环绕着讲台，讲台上有三只椅子在等着我们。中间一只注定属于我。我右边是主席，我左边是秘书。当我们坐下来时，一些讽刺的笑声（它们像烙印一般烙在我皮肤上）迎接着我们。我把头埋在两手间，仿佛在审视演说词。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自信的态度打开了文稿。秘书站起来，开始就会议的主题进行长篇陈述，那些把我们当笑料的人不断用插科打诨打断他的陈述。我摆出好像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演说稿上的样子，可我没漏掉一点挖苦的言词。秘书草草地结束了他的报告，在简短介绍我在焚烧国旗事件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后，就请我发言了；大厅里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是一种感人的安静，我明白人们主要是为我而来的。第一次，我体味到这种成为“整体期待”的对象的快乐，此后这种快乐重复出现过许多次。我慢慢站起来，仍然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神经是如此紧张，我连演说开头的话都找不到了。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大厅里越来越安静，而我却没有开口。要爆发什么事情了？怎么搞的？血涌上我的头，我用一种轻蔑的姿势举起手臂，拚命高喊：
“德国万岁！俄国万岁！”
这么做过之后，我一脚把桌子踢到前几排听众席上。几秒钟，混乱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与我的期望相反，人们不再注意我了。大厅内的听众分成好几个阵营，相互打斗、辱骂和争论着。我恢复了镇静，不受注意地溜了出去，跑回家中。父亲问我：
“你的演说怎么样？”
“很好。”
这确是真的。我的宣告刚刚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独创性的政治结果。马丁·维拉诺瓦，这位当地的鼓动家之一，用他的方式承担起解释我奇怪的态度的工作：“再没有协约国，也没有战败者了。德国正在爆发革命。它与战胜者有同样的权利。由于更强的理由，俄国革命是这场战争最有希望的果实。”他又进一步解释踢在桌子上那一脚的目的，就在于要使理解我政治思想太慢的听众受到震动。
第二天，打起一面德国国旗，我随着列队一起游行。马丁·维拉诺瓦挥舞着另一面旗，它上面题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缩写字母：U．R．S．So这当然是西班牙最初的这类东西。晚些时候，维拉诺瓦小组决定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费格拉斯的一条街。他带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布匹，要我用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下述题词：“资格拉斯市向自由和弱小民族的捍卫者伍德罗。威尔逊致敬！一我们登上屋顶，把这个横幅布匹钩在四个平时张桂布制品的环上。我答应立刻动手干，以便在第二天及时准备好一切。第二天早晨，我醒了，被后悔折磨着，因为我还什么都没干。哪怕马上动手，油漆也干不了。我自认找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我在扯平的布上切割出字母来，那么这个题词就会映在蓝天上。当我想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发觉布料太厚，用剪子无法剪开它。接着，我用的那把厨房的大菜刀只能做到在它上面弄出个大洞。经过这些失败后，我发明了一种同样疯狂的新技术，这就是首先在布上大体烧出字母的形，然后再用剪子把字母弄光整。我准备了不少桶水，以防万一布着起火来。自然，我只能弄出一块不规整的烧痕，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灭了。经过两小时的折腾，结果似乎只是一场灾难。布上有了两个洞，小的一个是用菜刀切割出来的，另一个大的是烧出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再没时间干任何事了。泄了气，又累得要死，我只看到在四个挂钩间机紧的这块布形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吊床。我伸展开四肢躺在它上面，它的摆动那么让人感到惬意，我很快就想睡觉了。不过我记起父亲让我当心太阳。在不遮挡的情况下睡觉，容易脑充血。我脱掉衣服，放了一桶水在那个布洞的下面。趴在我临时的吊床上，我可以把头伸进那个烧出的洞，让自己凉快凉快。这个洞不幸地扩大了，要是我不能用脚钩在菜刀弄出来的另一个洞大，那我就有整个掉下去的危险了。只有把一条腿收回来，我才能再站起来。一切如我最初希望的那样进行着，当我正想用脚支撑身体向上时，我的体重把布扯裂了。我的头深深陷进桶里，结果它被卡住了，我处在一种不仅可笑而且致命的状况中，无法从桶里出来。我手脚乱动地挣扎着，可只能使吊床无效地来回摇晃。如果马丁·维拉诺瓦不来解脱我，那我就要在这种荒唐的状况中窒息而死了。不明白我与横幅标语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跑到家中来了解耽误的原因，才发现萨尔瓦多·达利就要淹死在费格拉斯的屋顶上的一只桶里了，在这同一屋顶上，孩子王几年前就了解到令人陶醉的眩晕感。
从桶中被解救出来，我过了一阵子才恢复知觉，缓过气来。怀着不安的心情，马丁惊愕地问我：
“你全身赤裸，头扎在桶里，到底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体民众已经等了半小时了，告诉我你干了什么！”
我再次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巧妙回答：
“我正在发明反潜艇。”
当晚，马丁·维拉诺瓦负责在街道上的散步者中间宣传我的故事。“这个达利真伟大啊！当我们和政府官员及乐队等待之际，他却全裸着呆在屋顶上，把头扎在一桶水里，正在发明反潜艇，幸而我及时赶到了，否则他就会淹死了。这个达利可真伟大！他真伟大！”
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威尔逊总统街跳着萨尔达那舞，我终于成功地涂抹成的横幅标语穿过街道在飘动。人们还可以在它上面看到两个阴森森的洞，可是只有我和维拉诺瓦才明白它们配合着萨尔瓦多·达利的颈和脚。生气勃勃的达利本人就在那儿。
他还会经历另一些奇遇，不过请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按时发生的。在这次战斗后，他已经被中学开除了，不得不到学院继续学习，他感到内疚，逃避着少女们，爱着那永远存在的加露滇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他的毛长了出来。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反卡塔卢尼亚主义者。有人已经为亵渎爱国主义向他提出控告了。在一次会议中，大家全是协约国的支持者，而他却高喊“德国万岁！俄国万岁厂最后，他在发明反潜艇时差点儿死掉。他真伟大啊！看看这个萨尔瓦多·达利多伟大啊！
达利自传第七章
第七章
“这件事”——哲学研究——未满足的爱情——技法的经验——一我的石器时代——种种爱的结局——母亲去世
我长大了。在卡达凯斯皮朝特先生的花园住宅里，种在庭院中央的丝相也长大了。我脸颊的一半已布满了像一条排骨的烦须。我只穿柔软的黑色天鹅绒服装，嘴里叼着一只海渔石烟斗散步，这只烟斗的锅上描绘着一个露出全部牙齿大笑的阿拉伯人。有一回，到盎浦利亚的废墟去远足，当地博物馆馆长送给我父母一枚铸有希腊妇女侧面像的银币。我用别针把它别在领带上，永远配戴着它，断言这是特洛依的海伦惨。我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出门，我拥有这样一批收藏，其中最漂亮的一根带有双头鹰形状的金柄饰。我长大了。我的手也长大了。“这件事”一天晚上在学院的厕所里发生了，我感到失望。一种负罪感控制了我：我曾以为一这件事一是另一种情况！尽管我感到失望，可在向自己保证这将是最后一次的情况下，我又重新干起了“这件事”。三天后，诱惑再度出现了。对我来说，能抗拒它一天一夜的情况是很稀罕的。于是我总是重干“这件事”。“这件事”还没有完结呢！
我养成了用全部生命的热情和专心来画画的习惯，这种态度的产生，是因为我需要摆脱干“这件事”的悔恨之情。每天晚上，我都到正规的绘画学校去学习。我的老师努耐斯先生是一位非常醉心于美术学院的优秀画家，曾获得过版画罗马奖。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向我解释明暗的奥秘，也向我解释他拥有的一幅伦勃朗版画原作中非常不合常规的线条的奥秘，他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