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后妃:接近权力巅峰的女人-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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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皇帝如己出。
母子间的亲情在理智中深化，当康熙外出巡视天气突然变冷时，孝惠就派人把皮衣送到康熙身边；当在前线抗击噶尔丹的康熙到了寿诞之期时，孝惠就把庆祝万寿的礼品送到军前。
而恪尽子道的康熙也极为尊重这位名义上的母亲，在侍奉太后去盛京谒陵途经科尔沁时，在行至距孝惠父母墓地仅２００里的地方，康熙特令大臣进行遥祭；而当孝惠六十大寿时，康熙不仅准备丰盛的寿礼，还亲自撰写了“万寿无疆赋”，母子之间“其乐也融融”。
在清一代的后妃中，孝惠并不是寿命最长的，但却是当太后时间最长的。
她没有得到一个妻子本该得到的，却得到一个没有子女的人不敢奢望得到的。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当她大限已到阳寿将终之时，６４岁的康熙也患病在身。
“头眩足肿”的康熙“以帕缠足乘软舆”来到太后居住的宁寿新宫（康熙二十八年所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孝惠没能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康熙跪在病榻旁边，“捧太后手”说道“母后，儿臣在此”。
但孝惠知道精神支柱就在身边，康熙已经在苍震门内支起帷帐，以便陪伴弥留之际的母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冥冥之中孝惠仿佛看到父母的陵寝……
慈祥的父母正迎着她走了过来……
在经历６３年阔别之后，她的灵魂回到了科尔沁草原……
作为女儿她是快乐的……
作为妻子是不堪回首的……
作为母亲她是幸福的……
７７年的漫漫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身世之谜
董鄂氏的一生可用“红颜薄命”四个字概括，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入宫前的特殊经历，更在于无法挣脱满蒙联姻的桎梏，她的一生给后世留下太多的话题……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是顺治在世时所册封的第三位皇后，但董鄂氏的皇后身份却是在去世后追封的。
她的身世、她的得宠以及顺治在她去世后的出家之念，都给她短暂的生命增添了令人回味的因素。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的骨灰被安置在顺治孝陵的地宫之内，而在清东陵中顺治的地宫是惟一没有被盗过的，她与他在身后的确得到了长久的宁静。
在所有清一代的宫掖中，董鄂氏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
民间还一度盛行董鄂氏实际是汉女的说法，此人名董白（字小宛），系苏州著名歌伎，才貌双全。
在清军南下时董氏被掠，因貌美绝伦而被送至北京皇宫，成为顺治帝的宠妃。
实际上，这位苏州名伎在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就已经被江南才子冒襄金屋藏娇，媒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钱谦益。
而清军在顺治二年南下时，冒家的财产确实被洗劫一空，但董小宛并未成为战利品被送到北京。
董小宛因肺结核病医治无效，在顺治八年去世，享年２８岁。
显而易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
《清史稿•；后妃传》对董鄂妃有如下记述：“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三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为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
”且不说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在册立皇贵妃时大赦天下，已经是极不寻常的迹象，顺治在八年、十一年两次册立皇后均未大赦天下，不难看出皇贵妃董鄂氏在顺治心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鄂硕隶属满洲正白旗，从天聪九年（１６３４年）以来历经战阵、屡立战功，被赐予世袭子爵。
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１６３９年），在盛行早婚的时代，１３岁左右基本完婚，比顺治小一岁的董鄂氏何以要迟至１８岁始入宫掖？更何况，１８岁也早就过了入宫待选的年龄。
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对董鄂氏入宫前的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在西方人撰写的有关著作对此却有所披露，《汤若望传》一书指出：“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怜，当这位军人因此斥责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斥责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
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据陈垣先生考证：这位军人的夫人就是被封为皇贵妃的董鄂氏，而董鄂氏的前夫就是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顺治朝实录也的确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文字：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在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去世，七月初九“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薨逝，不忍举行……”因襄亲王之死而不忍心册封董鄂氏，足以反映出顺治、董鄂氏、襄亲王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一见倾心
已经为人妇的董鄂氏能在顺治的视野中出现，很可能同清代实行的命妇轮流到后宫侍奉后妃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已经成为襄亲王妃的董鄂氏自然在命妇之列，到宫内侍奉后妃，也就为顺治同她的不期而遇提供了条件。
可真应了那句“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值得注意的是，孝庄皇太后在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五颁布了懿命，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为由，停止实施这个历代都没有的命妇入侍制度。
皇太后很可能已经听到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的某些风流韵事。
按照太后的布置册立内侄孙女为皇后即将举行，此时哪能节外生枝；再说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又是个很看重礼法的人，一旦得知王妃红杏出墙、移情别恋，肯定无法忍受；为了满蒙联姻、为了家庭的和睦，孝庄决定立即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中，切断顺治同董鄂氏幽会的途径，让他们把刚刚萌生的恋情冷却、淡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从顺治十一年四月到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九的两年多中都发生过什么，已经无从考察，但可以想像得出太后的禁令并未能阻断顺治同董鄂氏的恋情，而且最终一些风声还是传到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耳中。
为此，董鄂氏受到了丈夫的“斥责”，而顺治竟打了这个满腹委屈的丈夫一个“耳掴”。
博穆博果尔“乃因怨愤”在七月初三去世，董鄂氏作为未亡人而进宫。
董鄂氏对顺治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在为悼念董鄂氏所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顺治写道：“后至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经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悟。”对《四书》、《易经》的学习，对书法的精通以及对禅学的领悟都使得董鄂氏同顺治在文化上志趣相投，彼此之间有说不尽的话题。
对顺治来说后宫佳丽虽多，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就是来自满洲世家，几乎个个目不识丁。
已经熟读经史子集的少年天子，又焉能寻觅到知音！平心而论，董鄂氏比起那些汉族才女，还相差甚远，但对于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顺治，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
顺治帝炽热而又持久的爱，不仅在后宫，也在董鄂氏的心头荡激起巨涛。
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与情投意合的愉悦纠缠在一起，然而博穆博果尔之死，的确令董鄂氏在内心深处怀有负罪感，抚今追昔，百感千愁，“恨不相逢未嫁时”！她最终得到册封，堂而皇之地登上皇贵妃的宝座，并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下皇四子，而且此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太子……宠冠三宫也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在情感激烈竞争的后宫，谁也不愿意成为失败者。
当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时，顺治立即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
尽管在顺治诸子中皇四子是第一个得到亲王封爵的，董鄂氏仍能感受到妃嫔中那些幸灾乐祸的目光……顺治依然坚持立董鄂氏孝献端敬皇后御制行状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子荣亲王生的儿子为皇太子，然而经受丧子打击之后的董鄂氏，已经虚弱到难以再承受生育的重负，一再向皇帝表示不必以己子为太子。
也许正是考虑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体状况，废后之念再次在顺治的胸中涌动。
本来他同第二个皇后就毫无感情可言，为了日后董鄂氏的处境，他必须让董鄂氏正位中宫。
深知其中厉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顺治已经停止向皇后进笺奏后，“长跪顿首固请”，并以“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力劝顺治放弃废后之念。
满蒙联姻笼罩着后宫，就像一条挣不脱的枷锁，禁锢着多情天子与他的心上人。
董鄂氏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顺治十四年她的父亲鄂硕去世，对此董鄂氏的反应并非异常悲痛，因为她正担心父亲会依仗皇贵妃父亲的身份在外面招摇生事，父亲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牵挂，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至死不变
顺治的爱已经成为董鄂氏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负，她在等级森严的后宫活得非常累。
顺治“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惟恐落下“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指责；当顺治在“日讲”后，和她探讨“章句大义”时，“辄喜”；而当顺治让她一同阅奏折时，则起身谢道“不敢干政”。
至于对太后她更是全力侍奉，“左右趣走”，即使她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子之后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连月子都没能坐，就要竭尽全力去侍奉生病的太后，而皇后却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尽妇道。
当她在丧子之后内心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依然要强颜欢笑，出现在太后的身边，“左右趣走”……长此以往，又怎能不应了“红颜薄命”？心力交瘁的董鄂氏终于病倒，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初八（１６６０年９月２３日）辞世，享年２２岁。
董鄂氏去世所激起的波澜比当年入宫还要剧烈，为了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已经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
按照传统，妃嫔只有在所生育的儿子继承了皇位，才能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后。
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顺治做出过激的举动，孝庄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
但在议谥时又出现了问题，尽管已经增加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１２个字，依然没有出现皇后谥号中所必须有的两个字——“天”、“圣”，如“承天辅圣”（顺治祖母孝慈高皇后）、“辅天协圣”（顺治嫡母孝端文皇后）。
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的顺治当然明白，董鄂氏既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也不是母以子贵熬上来的，虽然他贵为天子但对森严的封建礼数竟也无可奈何。
就像那首被称为出自顺治手笔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来不自由”！顺治失去董鄂妃后的情绪失控，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顺治剃度
在葬礼结束后，顺治帝又掀起出家当和尚的轩然大波，他让玉林通的弟子行森和尚为自己剃度，以表示弃天下如敝屣的决心。
顺治的出家念头在董鄂氏去世时已经萌生，但他的未了情还要用手中的权力去了结——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一旦把这两件事办妥，他就要遁入空门了。
顺治的剃度，实际是一个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会寺同和尚憨璞会面后，顺治又同玉林、木陈、行森等禅师频繁接触。
这当然有争取逃入空门士人的考虑，因为自唐宋以来，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后，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灵上的某种慰藉。
据当时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维克特•；瑞奇（Vctor Ricci）所记：“许多忠于明朝的志士们不愿受满洲统治而出家当了和尚，不少学者、诗人、画家栖身寺庙。”他们中有的以“思明”为法号；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祯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十几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赋诗：“一声长啸出红尘，忠孝原来是法身”，以诗言志；还有的把时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缢的故君——崇祯的诗文，编辑成册，名曰《新蒲绿》。“儒之门几无人”“率被释氏牵之去”以及空门不空，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
顺治先后诏令在禅门中颇有影响的玉林、木陈禅师进京论道。
木陈不仅是“新蒲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