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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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其实一点儿都不牛B。
最近老是提到这个人。又是在一首诗中，在刚刚写就的一首名叫《有一个青年是中国的青年》的诗中。
当众进行的
未必都是表演
他先给老婆打电话
再给小蜜打一个
神态竟差不多
像是一个电话
然后做出
一切安排停当的样子
搓搓手
拍拍腿
抹抹嘴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
面前的一桌客家菜上
啃着一只三黄鸡腿
说客家菜好
然后大讲客家人
形成的历史
说真不容易啊
然后开始啃烧鹅
间或也没忘了
跟上菜的小姐调情
后来提到买车的事
后来提到装修房子的事
后来提到晋升职称的事
后来提到小仕途上的得失
那也是后来
在酒足饭饱的时候
他忽然发怒
破口大骂
全然不顾风度
那是在有人剔牙
从牙缝里剔出格瓦拉
这名字的时候
与前一首有所不同的是：这首诗并不完全真实。我是把几个场面中的内容做了集中处理，结尾那个戏剧化的安排出自我的虚构。但我敢于大胆虚构的心理依据却真实得要命，我太了解我也身在其间的所谓“中国的青年”，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奋斗，他们的趣味，我知道格瓦拉的重生对他们有相当强烈的刺伤感，这个酷毕了的男人木刻般的肖像像一枚图钉一样被摁进了他们内心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价值观所铸就的墙，同时也被摁进了他们用二十年的时间所长起来的肚子！一个人义正词严地告诉我说：“你以为格瓦拉是谁？革命一成功他就是另一个波尔布特，另一个米洛舍维齐。”这个可怜虫，说完之后他脸上的表情安宁多了，二十年来最正确的价值观使其内心的刺伤感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事理的正确性上过日子，思路清晰，头脑冷静，观点鲜明，永远高歌着人类文明的主旋律，西方国家一个世纪都没有产生过如此正确的一代青年，中国只用二十年，想一想是否有些怪诞？像余杰这类书虫有上几百万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面糊涂的镜子所映照出的一代十分清醒也永远正确的青年用最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最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的青年”。
现在，“中国的青年”思考着格瓦拉的正确性，他们的回答是：“不！”
现在，“中国的青年”思考着格瓦拉对于自身的必要性，他们的回答是：“不！”
我只好中指朝天。
最近我老是提到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这篇文章里。老婆要去图书馆借书，我说借几本与格瓦拉有关的书看看，待她走到门口时我已改了主意，说：“算了，不要了。”我想格瓦拉现在于我还只是一种感觉，就像“格瓦拉”三个字的发音一样美妙，我怕在我读过有关格瓦拉的书后他于我变成了可怕的知识和该死的文化意义，我开始用格瓦拉专家的口吻说事儿和吓唬人，现在我在离可耻只差一步的地方刹了车。重要的永远不是那个人，他的肠子肚子长得如何，重要的是他给我的这点儿感觉哪怕是我生造出的一种感觉。
泰森第一次从狱里出来的时候，双臂各刺了一个人，是左臂毛泽东右臂格瓦拉，还是左臂格瓦拉右臂毛泽东，我忘了，但我知道那也正是我所要的那种感觉并且到此为止。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从奈舍到昆明
我所知道的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已经举办了十多届了，起初它邀请的诗人局限于北欧五国，产生的影响也在北欧地区，后来逐步扩大至整个欧洲、北美乃至世纪各地。2002年，当它举办到第16届的时候，以诗歌节组委会主席果伊·佩尔森的名义，首次向中国的诗人发出邀请，于坚、尹丽川和我有幸躬逢其盛。
那是一次十分难忘的旅行，前年夏天，在瑞典这个“大高尔夫球场般的国家”（于坚语）里，在美丽如画的奈舍小城参加诗歌节的四天中，我头一次领教了这种欧洲传统诗歌节其自身的严肃性，记得那几天中，我们二十几个受邀到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轮番出场，多次亮相，为听众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每一天里，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得满满的，从上午、下午到晚上，除了朗诵还是朗诵，有时持续到夜深人静时才告结束。与我以往对朗诵会所形成的概念有所不同，听众们都是为听诗而来，而不是来看朗诵这种形式表面的热闹。这次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让我写下了不少诗，其中一首写到过两男一女的三个青年，他们从瑞典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来，开来了一辆敞篷吉普，车上装着三具睡袋，夜里就睡在诗歌节主会场的所在地一所艺术学院的草坪上，他们来到这里主要就是为了听本国一位正在走红的女诗人的朗诵。那位当红女诗人被东道主安排在头天朗诵的第一位出场，她的诗非常贴近当下的现实而且十分幽默，笑得听众前仰后合大大出乎我所料的是：我的朗诵竟也取得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效果，所以赢得了最后一晚最后一个压轴出场的“光荣”，一位坐在前排的老先生爆笑之后用手帕擦眼泪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第二天早晨我去餐厅用餐时诸多异国同行朝我竖起大拇指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届诗歌节上，我先后朗诵的十首诗中有一半是通过英文译本转译成瑞典文的，我终于知道了：翻译不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译掉的，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已经习惯于用无奈的口气来谈论翻译还有一重感叹便是：那里的听众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内行眼光令我吃惊，如果在国内的某所大学，你让大学生们大笑不止他们还会在私底下说：“这不是诗而是段子！”在我的祖国，一般群众为诗歌所做的感动准备是被唐诗宋词培养的那些，当他们面对陌生化的新东西的时候又从来不敢相信自己生命的直觉哪怕他们的生命本身已经有了健康的反应！在我的祖国，一般群众在现代诗方面的接受能力已经严重辜负当代诗人奋力前行的创造成果……
回首这些，我无非是想说明一个好的诗歌节会在世界各地诗人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上起到一个多么好的作用！会在诗歌向一般群众的推广和普及中发挥一个多么好的作用！所以，当我听说闻名于世的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要移师到中国的春城昆明举办一届的消息，我感到由衷的喜悦！让欧洲文化的传统仪式与中国群众性的结合，受惠的一定是诗歌！而我本人，能够再次受到这项国际性诗歌节的邀请，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并作为现场朗诵的主持者之一，我深感荣幸！
毫无疑问：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城市，这个春天是属于诗歌的。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我们有过高潮吗
说诗一提“当下”，似乎你必须使用“沉寂”、“低潮”、“衰败”一类晦气的词才能够与一般读者找到共同语言，似乎由此才可以说开去似的在此我高声拒绝！因为这远非事实那么是否与此相反的特征就是“诗歌在当下”的真相呢？这又让我迷茫了……
有人在对“高潮”的怀念中指认“当下”为“低潮”，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那些“高潮”的真伪：1970年代末，那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传出的诗歌朗诵声被一部分人怀念着，那不过是思想启蒙之初人们对于某种信息的渴望，诗歌便成为这种信息的传声筒，话剧演员用他们字正腔圆的嗓子喊一声：“XXX来到我们中间了！”便足以叫人热血沸腾；1990年代初，汪国真、席慕容的热销被一部分人怀念着，与其说那是商业时代的先声不如说是“真空年代”的“心灵鸡汤”罢了，浅浅的格言、软软的情调让少男少女小小的舒服了一下；1980年代初，朦胧诗论争所引起的喧哗被一部分人怀念着，可那些反对的声音似乎也太过于弱智甚至白痴，似乎已经无法反衬朦胧诗的价值，而在今天朦胧诗又成了学院老朽手中量度新创作的一把戒尺，那些爱把他乡当故乡的朦胧诗人们，今天的写作已经尴尬到了只剩几个字儿没认全的“汉学家”能够领悟其“好”了；198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被一部分人怀念着，那可真是一场纯粹的“运动”啊！当“运动”过去，你发现“诗人”没了，诗歌随着一代人的青春远去而告消失……
这就是我们曾有过的所谓“高潮”我们有的不过是“伪高潮”。
新旧世纪之交，所有以事件和某种契机试图将诗歌重新引向如此“高潮”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无趣的，譬如说“盘峰论争”，我以为那是中国诗歌“路线斗争”的最后一次其中含量很大的与蒙昧做斗争的成分又证明着它的无聊，论争之后的五年来，一方几乎无诗，另一方中的“第三代”被人说成是“救过来，又死了”。譬如“下半身”，不过是把“青春写作”在时间面前的有限性又重新证明了一回。譬如“非非”生出的“橡皮”，网络时代的“他们”，此种背时的流派企图已经变得十分滑稽，说它像俱乐部，其实是幼稚园……网络么？这是多大的一个时代契机啊！可是，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却无法改变我们的诗歌！
那么我们是否曾有过一个真正的“高潮”？也许有人会提到唐朝。
为了写《唐》，多少夜晚，我曾静思默想过那个“诗歌的盛世”，就在我屁股下面的这座被叫做“长安”的城市的街道上，有多少丧魂落魄的人儿踉跄走过，如孤魂野鬼李白、杜甫、甚至王维就走在他们中间，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唐朝也是一个“饿死诗人”的时代啊！我们在对历史的仰视中虚构并美化着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他们与我们的不同：李白从未考虑过“身体写作”、“诗言体”之类的鸟问题，杜甫也不晓得“悲悯”和“承担”这类鸟词的大意义，王维不知“纯诗”抑或“纯粹的诗歌”怎么写，即使他做了僧人也不会有人致敬的……
说穿了，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写诗者都是从1840年那个最深的臭水沟中爬出来的，在浮出水面的升腾中带出了多少不中不西的杂碎！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水面的一只船上，终于有人看明白了说：所谓“诗歌的盛世”，所谓“伟大的诗国”，其实只需要有三个人灵魂附体的真身和灵魂出窍的写作，就够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无聊“十大”
《视点》杂志推出“中国十大影视风云人物”，我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办刊人对办刊人的《视点》的同仁们真的黔驴伎穷了？在我看来，现在实在没辙了才搞什么“十大”评选，而且搞了也是白搞，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一九九八年《文友》推出“十差作家”也算有我一份，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有恶心。但那时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偏低，在我们之前好像也只有《海上文坛》搞过一个“十差明星”评选，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只要点找准，还是有效果的。所谓点找准，就是宁找文人不找明星。文人心理素质差，受不了这份刺激，他们自己会跳起来，他们一跳起来就有好戏瞧，其它媒体就会跟着忙得团团转，人民群众再跟着一起看热闹。明星在这种事上的心态真是太好了，你说我最差我管你呢！这只能说明我的知名度高，我忙着挣钱还来不及呢！所以我很难理解：气势很大的一本《视点》为什么又弄出这么一个“十大”，而且还是正面的，是“风云人物”。这也太小瞧劳动人民的智力及其品位了吧？我看那篇文章中说“与其它行业稍有不同的是，影视业的风云人物不是以成败而论的，这主要取决于他（她）在这个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什么叫不以成败论；你依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和成败是没有关系的吗？尤其是在影视业。这是狗屁不通的逻辑，主要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的矛盾与糊涂，他也不知道该以什么做标准，或者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当你用这个标准要求他时，他可以用另一个标准来进行自我辩护。
文人和办刊人老是觉着自己聪明，自己做的事更有道理。其实你要是真想以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标准来评，不妨索性来一次真的群众投票选举，结果可能是很有意思的，邓建国也绝不可能当选“十大”更不可能位列头名，群众的趣味有时候比文人更单纯。他们表现出的愚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