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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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奇：当然，就作品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入探究之中发现许多远未成熟和完善之处，比如缺少必要的控制和加强，缺乏对“诗艺完美”的难度追求，过于偏重叙述性语言且大多是线性地展开，缺少意象的点染和层面的深入，造成一些作品显得太随便粗鄙，一些作品感觉平面和直露，而总体的艺术效应则总是多于轰击而少于渗透，加之几乎完全放弃了诗歌语言特具的音乐性，弄不好就会掉进“一次性消费”之陷阱（这便是我前面说的“铤而走险”，其深层的理论问题，有待另文探讨），而对于诗这种“文学中的文学”来讲，则是最本质性的偏移和失误……。
伊沙：沈兄，一起度过了很多年，很多观念现在都该重新另说了对吧？我们经常讨论的……
逸子：伊沙在一开始就陷入了本身选择的局限。这一局限成就了他的猛烈、骄横，也造成了他无法从语感逃离的结果。一个坏孩子所做的一切最终将成为文明的一块伤疤，伊沙连同他的聪明一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伊沙=文明的轻伤。伊沙在人与非人之间的选位造成了一些人的喝彩，这是对其聪明的承认，也是对其不彻底的承认。
伊沙：逸子，你小子那双咪咪眼儿也太他妈毒了！我无话可说。
于坚：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既定价值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对语言的攻击。他是一个更倾向于说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说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开的。他愤怒攻击的不是诗，而是志。因此，他的貌似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恰恰与传统的“诗言志”吻合。他的许多诗都有现代箴言的特征。这种写作也有着某些危险的致命因素，说什么的诗人，如果激情得不到（语言的或修辞手段的）有效控制，很可能就会成为如歌德指出的那类“被扣押的议会发言”。
伊沙 ：于师傅（你不要笑），你说我不攻击语言，这好像不符合你一直挂在嘴边的“柔软”，诗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更“柔软”（与生存的关系相比）？我知道你是在说我的诗没有把语言“搞乱”，像《0档案》那样。我太熟悉你们“老三代”谈诗的语码：说什么如何说，所指能指，诗言志诗言诗，前者都属于层次较低的一类，于师傅是在说我等而下之。我只想反过来问你一句：我的“说什么”用贺敬之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北岛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于坚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你就可以明白我的“说什么”是我的“如何说”发挥了作用。什么是“被扣押的议会发言”？我不懂。请教饱读经书的秦巴子，也说不懂。但我知道，我在对修辞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解和对说法（理论？）的信任程度上与于师傅出现了较大分野。因为十年前诗歌上的师徒关系，这也是我乐意看到的局面，如果我还有救，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会与我把自己安放其中的“文明的序列”一刀两断！下面的话可能多余，因为是昨日的弟子评点今天的师傅：于坚太爱自己了！他真爱的只是自己的诗。他人只是他阅读上的酌情搭配而已，比如他喜欢张爱玲，他喜欢周作人而批判周树人，他喜欢吕德安、杨键、朱文，都是比他本人更“柔软”的阅读对象，一如男人喜欢女人。所以我从不信任于坚的评论，因为在他的评论里，经常是作为狮子的同行没有作为阅读对象的羚羊更有力（因为没有后者美丽）！
看来，这个对话并不成功，至少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如此。能够让我完全接受的意见并不多从这一点上说我自己做到了“真诚”。而从文章的结构上说，这一部分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本来你就是来做自我批判的，可连别人的意见你都接受不了。但我以为自我批判不是“戏”，自我批判者也不是“戏子”，我该警惕的是这样一种矫情你说我是屎，我就说我是厕所，怎么样？我对自己够狠因而够境界吧？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1）
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应该是由“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这两重构成的，这两重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一位诗人的存在。一旦平衡关系失去，他（她）的存在就会出现危机，最直观的例子是顾城和海子，作为“自然之子”的强和作为“文明之子”的弱导致了他们的悲剧。诗歌写作更需要天才（对比小说和散文），你在这个行业中浸泡越深便越会发现，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前文所列，我17岁的诗和顾城14岁的诗搁在一起比较，我应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白痴一个，还玩什么玩啊！但问题是什么是天才？一个人在14岁或17岁时所显示的才华才叫天才吗？没那么简单。14岁的顾城已经有了“文明之子”的那重身份（他已系统地读了洛尔迦、惠特曼、艾略特），而17岁的我几乎没有这一重身份（我甚至没读过北岛和顾城本人）。所以，天才不是“天生此才”，它是“文明之子”反复作用于“自然之子”的结果。我愿意和顾城去比双方都写于25岁时的诗，我更敢去比双方都写于30岁时的诗。这是我存在（写下去）的内心依据。我确实发现了自己身上别人无法复制的 那部分才华这就叫“天才”。比如《结结巴巴》为什么是被我写出？既偶然又必然。与此同时，我也确实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我的语言飞翔感太差了！而我又对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心向往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金斯堡《嚎叫》、《美国》），这便构成了我写作时的一种痛苦，别人无法知道，你写不出你想要的那种效果。这可能缘于我思维的跳跃能力天生就差，也可能因为我的写作是更强调方向感的写作（语言过于集中的被推向某个方位）。正如才华不是绝对的天生，问题也不是绝对天生的问题，我相信它有终被克服的一日，我相信我作为“文明之子”的那一重仍会起作用。
无才不写诗。由于对自身（才华）的确信，而且没有丧失自省的冷静，我就没有去做职业的混子。本来事情是简单的，你写完你的东西就什么都不用管，如果它真是好东西那被人认识是迟早的问题。有时我也很虚无，因为看到最终决定一切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有一个铁规律：越晚被承认的东西就越是好东西。我从自己作品的处境中也看到了某种迹象，它在短期之内想得到公认已无可能，那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呢？有一次，面对友人南嫫的称赞我回答说：“不论多少，我的作品给我的将来存了一笔钱。”虚无是一种轻松，它暗藏力量，也能为自己赢得专注。可我又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看到一批才华平庸者竟能仰仗混子的本事在所谓的“诗坛”上混成个人模狗样来，我就心里着急：一个诗人死了，一批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竟能从此变得重要起来；靠跟名诗人搞对话、做名诗人的小兄弟的混法竟然还能奏效；北京那个地方会和饭局像屎一样多，经常露面也能混出个名堂来；还有一种混法：互相吹捧，一块出名……而我在外省老实待着，孤身一人，只写不说，不是很被动吗？无异于自剁手脚的被动！如果想混，咱也不笨，秦巴子曾有微词曰：“过于精明”。往上走我也想通了，往下走我也想通了，明白了大道理还要当小混混，我的矛盾就在于我也是凡身肉胎并且欲望健全。有一年，台湾《秋水》诗刊组团来大陆庆祝他们创刊廿周年，有一站在西安，我应邀去了，这是一帮由妇女中的诗歌爱好者所组成的诗社……也许是那个场面真的刺激了我，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我把此事讲给我的一个朋友听，讲完后我总结说：“既然写了诗，我就不能允许我老的时候是这副样子。”朋友未作反应，像在沉思。朋友的太太心直口快，只笑我俗。第二年，朋友的太太刚去深圳就抛弃了我的朋友，转嫁一位老板，她也够俗的。谁笑谁啊，这年头。我是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个业余混子的，先学会操作，再学会炒作，逮着机会，就让自己热闹一下。有了条件，就像我几年前指责于坚的那样：“频频窜向北京。”上个月在北京的一个酒吧里，何小竹刚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北京诗人，这位北京诗人马上说：“认识，认识。老来，老来。”颇不耐烦的样子，把我也逗乐了。正是这位北京诗人曾对我说过：“北京是大家的北京，谁都可以来。”他还说：“在外省就是需要折腾，但在北京不用。”北京诗人折腾得还少啊？！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那种北京人的口气。
给食指送奖是我炒作史上的得意之笔。我为什么得意？在这坏人居多的“诗坛”上，做善事也是要遭议论的。本来这是一件食指高兴（这是首要的）、老板（出钱者）愿意、杂志获益、结果给那段时间的“食指热”起到了增温作用反过来又促销了食指诗集（自费出版）的一件大好事。作为策划者我享受了它的完美无缺。但仍然遭致颇多的不良议论，他们认为我是在炒作自己，此事有助于我改变我的流氓形象我在事前想到了，但我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才来做这件事的。让我感到得意的是：坏人们在这件好事面前，有屁只能在裤裆里放。如果我这也叫“精明”，那还是“精明”一点好。
而在此我更愿意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在“盘峰论争”中的种种邪念、心机、算度、设计、策略、谋划以及招式、技巧。其中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东西。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2）
1999年4月16日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口等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架要吵。那天下午，在平谷“盘峰会议”上，当王家新的发言《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结束之后，我知道必须参加战斗了，以战士的身份。我在第二天上午的发言中有针对王家新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那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发言而不像“吵架”。我真正的吵架姿态是在第二天下午针对唐晓渡的。唐晓渡的发言大大出乎了于坚的预料，于坚以为以唐晓渡的身份他会来一番“高屋建瓴”加“各打五十大板”。也许本来是想如此，但在于坚和我的发言之后，“知识分子”败局已定的态势也出乎他的预料。他是来替不争气的“知识分子”翻盘的。当时于坚和唐晓渡僵在一句话上，作为本方“副将”，我只有挺身而出，这是“团队精神”。而从个人风格和表现欲来说，我愿意和对方“主将”会一会，我想别说唐晓渡，就是他们8个人（加上跑掉的西川）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事实也是如此。让人想不通的是唐晓渡！我想他是与“知识分子”有了阶级感情，于坚和我发言时，他为什么面色惨白地坐在那里？
会开完了，我以为也就完了。过过嘴瘾、意气风发一下而已。以至于《北京文学》来组笔仗稿时，我表现得相当被动，我说：“就让他们先骂吧！他们在会上受了气。”于坚也很被动。反倒是受了邀请却没有到会的韩东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要搞，一定要搞！”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就都写了。在这一轮对方主场的交战中，韩东一人就给了对方足够的打击，他将“知识分子写作”命名为“读者写作”，将他们90年代的表现称之为“老诗人新成名”。也正是在这一轮中，唐晓渡留下了写给谢友顺的一封信，西川留下了他悔之晚矣的文章。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的战事中单挑程光炜和西渡，打击对象仍然是唐晓渡。打击对方主帅仍然是我的战略。让我感到不过瘾的是，唐晓渡始终不作正面回应。据一位知识分子诗人私下透露说，他们的战略是：“围攻于坚，不提伊沙”，目的是不让伊沙出名。80年代的老诗人总有一种错误的幻觉，以为他们比90年代的新诗人更有名，你以为你在这个“坛”上混得时间长就更有名吗？你们可以打听打听，伊沙骂唐晓渡、西川是借他们出名还是帮他们出名？我必须承认：他们知我甚深我在这儿兴致勃勃地搅来搅去不就是为了图个乐子出个风头成把俗名吗？也许西川君还是愿意成全我，他在文章中违反组织原则地提到了我，使我顺理成章地找到了下一个符合我战略的打击对象。西川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盘峰会议”上扮演“超人”又扮不彻底，会后忽变杀手，又杀不了人，还误伤自己。西川，我的文章也该你受着，你在拿我开刀的时候，我正在文章中写：“‘后朦胧诗’的集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