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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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统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墨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并有金庸作品研究专著不下10部）　　　　
　　　　么书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所研究员　　　　
　　　　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部委员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朴键文化艺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研究员　　　　
　　　　白维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室主任　　　　
　　　　刘国辉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副编审　　　　
　　　　凌冠夫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四益《嘹望》杂志社副主编、研究员　　　　
　　　　据宁宗一介绍，他们出版《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是非常慎重的，各位专家都如此认为。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改什么改

　　　　初听老金庸准备重改其武侠旧作的消息，不禁暗自乐了。脸上的笑容是那种不予人看的笑容，停了几秒钟之久。　　　　
　　　　我内心的第一反应他这是闲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著名老者，老是在一些抛头露面的场合晃来晃去，他越忙，其实是越闲，越闲当然就越空虚。具体到金庸来说，当他在电视上怀着小孩般简单的爱国主义热情大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候，下得台来，他得到的只能是空虚。一个以作家立身的人，在远离写作的晚年，如何解除自己的空虚？大概惟有重返写作。所以我认为金庸是被他越忙越闲的空虚逼到写作上来的，但是回到写作，他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写不了什么了，写不了还要写，便只好改改旧作，这样的修改是一种高级的自娱自乐让此生赖以为靠的那点东西变得更为可靠一些吧！让晚年的心境变得更为踏实一些吧！除此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内心的第二反应是他把事儿真当了事儿了，我说的是武侠小说。金庸武侠激荡人心，这些被激荡了一下的人没有什么错，错的是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一被激荡，就愣要把激荡了自己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往他们心中的殿堂里抬，这么一抬进去就把老金庸给抬晕了，真把自己当了另外的一回事。他真以为自己的武侠需要老托尔斯泰对付《战争与和平》的开头那样改上15遍吗？他真以为自己的写作需要他跟老福楼拜似的熬成航海归来的水手们的灯塔吗？他真以为自己可以跟以上两位异国老天才似的对各自的母语有着神手再造般的巨大贡献吗？他真以为炎黄的后世子孙会以他的武侠小说作为学习汉语的范本而自己必须对此负责吗？武侠就是武侠，不管那些大骂后现代文化的人如何后现代地抬高它，它也只能是这种东西：钱赚少了就是它的“罪”，道载多了也不是它的“功”。想夺大力神杯的人，玩了只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藤球（也许说成中国武术更合适），我不说项目有高低尊卑之分，只是你选错了项目啊！钱赚多了没人眼红，站在钱庄前面立地成佛，自然也没人当回事。就是如此。　　　　
　　　　即便真有反复修改之必要，那人到晚年修改旧作的效果又如何呢？不想展开谈什么了，只说我记忆中的一例：诗人田间晚年的时候修改了自己毕生的诗作，看到那首著名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的修改稿时，我只想说：这首曾经沸腾过我的名作已被作者自己改得动员不了我。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身在“文学大省”

　　　　1　　　　
　　　　对我来说，这个“陕西文坛”、这个“文学大省”其实并不存在。我只知道有那么几个进城的农民蹲在这个地方写，写下了一堆趣味低下、腐朽透顶的东西，令我无法卒读。我确实很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他们这些人的东西了，那种可笑的农民语言和弥漫在文字间的陈腐气息实在让我无法靠近。远离他们，包括对于人的远离，我想对我自己有好处。我想我和他们纯属两种动物，相互嗅一嗅彼此的气味便会自动远离。我对一个整天猜度和关心谁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的所谓“文坛”不可能有太多的看法。我对一伙在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就以为自己“东征”了的作家群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看法。这里的作家组织很像是一个“农会”。　　　　
　　　　2　　　　
　　　　在陕西，对大多数人来说，作家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写小说的”。但在陕西，从80年代开始始终还有另一个“文学体系”我指的是它深具民间性的现代诗发展，从80年代的胡宽、韩东、丁当、岛子、赵琼到90年代的我、秦巴子、刘亚丽、南嫫、李岩，再到新世纪的朱剑、李轶男、黄海，诗歌评论家沈奇、李震，我所认识的“陕西青年作家”指的就是他们。我知道由他们构成的陕西文学的景观不至于给人留下老土和腐朽的印象。但在陕西，他们几乎不是“作家”。陕西文学的小说属于乡土文化的范畴，陕西文学的诗歌属于城市文化的范畴。　　　　
　　　　3　　　　
　　　　身处这样的“文学大省”，写作对我来说是纯个体的事情。诗歌对我来说是最日常化的写作，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准备就这样一首一首地写下去，一本诗集一本诗集地写下去，做一名高产而质优的诗人是我的坚持和骄傲。此外便是随笔和散文，接了几家专栏，为生计的需要也为能有更多说话的地方，随笔和散文对我来说更多是说话（言论）而不是写作，我毕竟属于有话要说的人。最后是小说，只要有时间就会写一点，对我来说，小说才是一种慢，我会慢慢地在小说中把自己的想法和个性体现出来。　　　　
　　　　4　　　　
　　　　在这个“文学大省”中还设有这样的一个叫“吉元文学奖”的奖项，可以把作家的吃喝拉撒以及出书全包下来，我以为这种奖项的创设真是对严肃作家的一种侮辱！设立这种奖项的人是把自己当成保姆了，而把作家当成了孩子，既然有人想当保姆，有人愿做孩子，那就让人家组成一个家庭吧！在一个自我幻觉中的“文学大省”（除了文学一无所有？），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荒唐事还会愈演愈烈不断发生，这里的作家有“福”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导演一切

　　　　媒体又开始煞有介事：张艺谋要拯救芭蕾艺术了！　　　　
　　　　一个人在所谓“功成名就”之后，就要在其它领域玩玩票：先是玩广告，接着玩歌剧，下来玩申奥，现在要玩芭蕾了。也许真实的景况只是一个人在“江郎才尽”之后所表现出的内虚：靠不断制造热闹或者哪儿热闹往哪儿钻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既有的声名。　　　　
　　　　在张艺谋疯狂玩票的另一端，是他老本行的每况愈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已经够丢人的了，但市场上不低的份额还能维持其外在的热闹。当张艺谋这样的导演除了票房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幸福时光》都拍成什么样了？就算把赵本山的经典小品直接搬到银幕上也不至于如此难看它在票房上的跌落是偶然的吗？这个电影是张艺谋拍的谁都知道；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网上选美谁都知道；男主角赵本山谁都知道，可大伙就是不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恐怕跟前两部片子给人的没有忘怀的上当感有关。过去的张艺谋拍电影像个拼命三郎，现在的张艺谋拍电影像个作秀大师；过去的张艺谋至少还像个艺术家，现在的张艺谋最多就像个投机家。哪有空子就想往里钻，对他来说早了点儿吧。　　　　
　　　　他还染上了一身的时代病，具体到他自身的病状便是：功夫在电影之外。外国人请他导演一台歌剧，他就以为自己已是无所不能导了。导了一台歌剧也是照样不懂歌剧，导了一台芭蕾也是照样不懂芭蕾事情荒诞至此，他却乐此不疲。先不提“术业有专攻”的古训，在他自己最宝贵的成功经验里就有摄影师出身而在电影语言的体悟上比别人更为独到这一条吧。而现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违背着自己的这一条根本性经验，他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歌剧导演和芭蕾导演吗？除非他相信过去自己在电影方面的成功靠的就是“不学无术”！而从歌剧或是芭蕾方面出此动议的人士来讲，他们真的相信找来一个张艺谋就能振兴这个行业吗？现在连他自己的电影都没人看了，这仅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炒作惯性在作怪，而他们真正做出的是这样一件事找个名人来糟蹋！　　　　
　　　　我估计下一个来请张艺谋的该是中央电视台的那台春节晚会了，如果申奥成功也许他还会在七年后出任开幕式的总导演，那么再往后呢？他还将导演什么？导演一下我们大伙的人生与命运？这不是开玩笑，他对自己的导演早就开始了，所以他的人生真是戏味实足。在中国，我们的社会正在造就着这样一个狂人他将导演一切。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有关“大佑之夜”

　　　　多年以前我就曾在心里想像过罗大佑到内地来举办演唱会的情景，在我的想像中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场合，在并不喧哗的氛围中，罗大佑用心而且是精致地演绎并阐释着自己的经典作品，在一首歌到另一首歌之间，他会说上一些话，这些话应该说得像他写在磁带套封上的那些话那么精彩。那应该是一个普通而平静的晚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只发生在每个人的心里。我知道不光是我这样想，这样隐隐地期盼着。在两岸三地或粗鄙或浅陋的流行歌曲领域，像罗大佑这种有着“作家歌手”秉赋的人真是少到没有，更何况他的歌也确实和好几代人的成长有关。　　　　
　　　　可当这一天在人们一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降临，我却陷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不是我想像中的罗大佑的到来，这简直就是当年周润发初到上海，而罗大佑的性质属于“歌坛周润发”吗？在八万人体育场举办个人演唱会，让四国足球邀请赛给自个儿让路，在“盛况空前”方面他已经达到“之最”了吧？据说“佑迷”中中年人多，据说这些中年人大多身居主流社会而且经济收入颇丰，据说北京“佑迷”准备包机去上海看，据说能让记者也参与追星的也只有罗大佑。当我一下子听到了如此之多的“据说”之后，我忽然明白了：罗大佑是回来了，但这一切并不真实，演出的举办者是“佑迷”，他们以为这是巨大的商机因而赶紧行动；报刊媒体的娱记们是“佑迷”，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疯狂的炒作开始了。在八万人体育场里，有多少“佑迷”是被临时制造出来的。如果你告诉我是张学友、刘德华在哪儿演，歌迷都跟疯了似的，我相信；把罗大佑搁在哪儿的真实性，我只有怀疑。所以，八万人体育场不是罗大佑的荣誉，而是他乐于掉进去的陷阱，如果他不识陷阱真的以为自己很偶像的话，那就请他走上大街，问随便一个个少男少女，那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名湖南卫视的记者所遭遇的，问到的“的哥”猛一回头：“罗大佑是谁？”　　　　
　　　　而真正的“佑迷”在过什么样的瘾呢？文化膨胀的80年代碰见了罗大佑，那时他们正值青春年少，那时还没有张学友、刘德华那路的可供他们选择，他们也是没法不喜欢。结果是文化环境、成长历程和欣赏流行歌曲这三件事搅在一起了。时间一晃，他们老去十岁，在给脸上抹了一把沧桑之后，肚子大了（啤酒喝的），腰也粗了（钱包鼓的），口气牛了（官给当的），头发少了（心思动的），小蜜有了（十年憋的），这时再听听罗大佑，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集体怀旧，集体在怀旧中自我感动，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狂欢节，中国内地中产阶级的狂欢节，这便是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大佑之夜”所发生的一切。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罗大佑来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假洋鬼子与民族主义

　　　　最近我老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目前中国，在各个领域稍微有些想法并希望真正有所建树的人，都将最终被逼迫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究竟是为什么？　　　　
　　　　去年参与了一场诗歌界的论争，在这个论争中强调诗歌写作的本土化（不依附西方的价值体系）、原创性（不仿写西方的作品）、民间性（不以学会、学院作为存在的依托）的一方很快在西方汉学界得到了一顶“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令论争的另一方大为高兴，也令本方人士深感不安，因为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标准看来，所谓“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愚昧的、落后的。有志于发展民族的艺术的人就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吗？　　　　
　　　　这是深存于诗歌界内部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一个观念和立场的大对峙，那在别的领域呢？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报纸上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