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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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满意与遗憾，都与“骂人”有关，如此说来我已经丧心病狂了吧？不，不，那只是我身体中的一小点儿需要。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人话”终于吐出
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诗人是不说人话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说人话，用的是中国人唱意大利歌剧的那种美声腔调，真是把人恶心死了！而在他们比作品还多的“学术论文”中，总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里尔克说了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又说什么，所以什么。他们从来不说：我说了什么。
我的成见终有被打破的时候，那是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在《阅读导刊》上读到了孙文波就“盘峰论争”的一个简短发言，短短三百来字的发言却是说人话的，人味十足的。但这是什么样的“人味”啊！
孙文波说：“要我现在再来谈谈对盘峰诗会的看法，我只能说：没有看法。那些由它所起始的诗歌论争，用我今天的目光看，除了给爱嚼舌头的人提供了一些话题，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的疑问是：既然孙文波对“盘峰论争”持这种虚无的态度，那么他干吗还要在论争结束后伙同王家新将“知识分子”一方的论争文字汇编成册出版，并再次盗用“90年代诗歌”的名义？照他的说法，出版的目的不是让更多的人嚼舌头吗？真是人爱掌嘴你拦不住。
孙文波说：“时至今日，我对我写了一些报纸小文很不以为然。我知道，如果盘峰之争发生在今天，我肯定不会说一句话。”
这是反思么？他以为人们会相信他反思的真诚态度么？“盘峰论争”也就是一年前的事，那时的孙文波比现在是小了一岁，但也是成年人啊！他那些“报纸小文”不是他自己写的么？谁逼他了？他现在是看结果悔当初，他不骂人他的平庸就不可能被揭露，难怪连一位“知识分子”的主将也在私下里说：“在盘峰论争之后，孙文波的平庸成了尽人皆知的事。”
孙文波说：“论争，如果论争就能产生诗人，那我们才要嘿嘿一笑了。”
我记得孙文波还在某篇论争文章的结尾处谈到过这么一个意思：让“民间立场”的人去论争吧，他们论争文章写多了就顾不上作品。真是可乐！这完全是高考前那些笨学生的心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指他这个以作品平庸著称，靠“知识分子”十年来的学术包装起家的人，却整天口口声声作品作品的，让人颇觉滑稽。王家新说：二十年后再看。看什么？我要没理解错的话，他大概也是指的看作品。他们真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作品吗？我把话搁这儿：我用我今天的作品和你们今后二十年累积起来的作品比，我今后二十年的作品另有比处（不是你们），就这么着了。
孙文波说了那么多，最后通向哪儿？他这三百来字没有标题但有题眼“我要告诉别人的是：我已忘记那鸡巴毛的论争。”
“鸡巴毛”这就是孙文波的“人话”吗？抑或是“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民间语言（以其对付“民间立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引用圣经的话来针对“知识分子”的某些无稽之谈，还不包括“鸡巴毛”之类。而现在，我像一个过路的人，面对路边的这堆垃圾，我的疑惑是：这是从哪个垃圾站运来的？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什么是阴 什么是暗
去年六月在成都，参加一个“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于坚、韩东、朱文也应邀而来，再加上杨黎他们一大帮本地写诗的，挺热闹挺高兴的一次相聚。
有一天四川大学来拉人去搞讲座，我和老于或者是因为善讲或者是因为爱讲而被推出去当代表。讲座结束以后，带我们去讲座的人说有一个人想见我们，但因为此人是东道主杨黎十分讨厌的人，所以最好私下里见。人家既然想见那就见见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便同意了。
午饭时那人来了，一副赤诚相见的样子。那时“盘峰论剑”刚发生不久，他热心地问起会上的情况，我们就谈了许多，他又表现出一副要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的样子。
那天的天气非常阴暗，成都的天气似乎日日如此。
我回西安之后的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此人的电话，他说想在成都的《读者报》上组织双方论争的文章，他想请我来组织“民间立场”一方的。我就照办了。文章发出来我有些奇怪和不舒服，我的文章原叫《三段论》，发表时被改成《如此三段论！》，那不成了我自个儿骂自个儿吗？这就是此人的编辑风格和水准吗？我不相信。我知道他是在向什么人透露信息和变相表态。
他在“知识分子绿皮书”里的话是他真正想说的：“伊沙切断了第三代诗歌对平庸腐朽的公众趣味反叛和革命的脉息，而把第三代某些诗人哄闹、阴谋、运动和操作的恶习，以及媚俗甚至同流合污的时髦策略发挥到极至。”
我以为这个人说我什么都可以，这是他作为我的读者的神圣权利。他惟独失去了资格提及的词就是“阴谋”，因为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六月那个成都的阴天里，此人与我频频碰杯，大谈我诗的时代意义是历史无法抹杀的。
此人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他的年纪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那种年纪，与一个已逝的时代相关。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善良的鬼祟之人
去年有两派诗人在一个会上大吵一架，因为也确实涉及到了诗歌内部的一些关键问题，所以诗界称其为“盘峰论争”。不管叫它什么论争，架反正是吵了，和气也伤了，也就是说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我有这么一个发现，就是随着事情过去得愈久，大家再谈起这事儿的时候，就会把更多的注意力从意气之争转至具体问题。论争正像是有些人当初呼吁的那样正在逐步深入。而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伟大的诗学革命的真正开始。仅仅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已经产生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如今诗坛新人在大家热切的关注目光中层出不穷的局面已经让我这一辈在90年代初艰难出世者有些嫉妒了，嫉妒但又满怀高兴。伴随新人的成长，艺术多元化的大好格局正在形成。
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吗？这不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吗？可是最近以来，在我周围，在论争的两方之间却出现了一些鬼祟之人，在做着一些恢复沟通和消除误解的工作，在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做着恢复旧情重建和气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令人废解。我作为盘峰诗会的亲历者，目击过当时论争或吵架发生的前后过程，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问上一句：所有在场有着旧情的人，究竟是先废了旧情才来吵架的，还是因为吵架才废了旧情？我想没有一个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如果真是因为诗歌中的“主义”才废了私人之间的旧情，那就让它废掉好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堂堂七尺男儿，还都以大诗人或诗歌界的大人物自诩，婆婆妈妈的跟一帮老娘们儿似的！
我如何来理解那些善良的鬼祟之人呢？我将绝不回避谈论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是天生的庸常之辈，全都不是本质的诗人，平庸者的安全感就是要制造团结，在一团和气中这类鼠辈的能耐才能得以发挥，什么能耐？正如我们在社会上已经见惯不惊的那种利用人际关系的能耐。革命总是需要绝对的人格、胆识和智慧！革命会使这些善良的鬼祟之人瑟瑟发抖！鲁迅生前和人结下了太多的梁子，据我所知，这些梁子在鲁迅死时几乎无一化解，是鲁迅身边没有这种善良的鬼祟之人吗？我想知道的是鲁迅拒绝了他们还是鲁迅的周围压根儿就没有他们往来的空间？
现在的诗人真是已经退化到血气全无。韩东有则口头寓言，说的正是此次“盘峰论争”中的两派中的两个人物“知识分子”的甲和“民间立场”的乙，在老的时候都沦为乞丐，在街上行乞时忽然遇上了，抱头痛哭，尽释前嫌，大骂当年对骂的愚蠢这不还没成乞丐呢，如上景象已经赫然发生，在西装革履同为名流的环境中。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中场评诗
一切都如我料想中的。西川写《停电》，王家新写《日记》，欧阳江河写《落日》。三个人的诗歌练习。对于贞志这样的“知识分子小球迷”来说，这个阵容够豪华的吧？绝对属于他心目中中国诗歌的“铁三角”，但这一回他将亲眼目击这个脆弱的“铁三角”是怎样的有来无回。痛哉？快哉？
顺便提一句，以上三人也正是杨远宏推举的三位大师，杨远宏说：“欧阳江河更像一个技艺精湛的诗歌写作专家，西川更像一个宁静致远的现代隐者和高士，而王家新则更像一个现代诗歌的仁人志士。”是吗？
我们先看时不时要在电视上露上一面的西隐者，看其《停电》我楞是想不明白，他怎么就敢用“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既无生气又无质感的词儿，还有这种不过脑子顺嘴流出的公共感觉：“一个有人在月光下读书的国家/一个废除了科举考试的国家”。我发现“知识分子”尽管外表严肃，满嘴诗艺，其实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严格，那么明显的放任自流。当然，这不是初次发现。然后他听到了一些平淡无奇的声音，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吃着乌鸦肉的胖子（请注意：这个意象可能暗藏哲理，是什么？管它呢！），然后是母亲然后是气味，反正都是臆想，“停电，我摸到一只拖鞋/但我叨念着：‘火柴，别藏了！’”这可能就是此诗仅有的一点诗意吧，或者还有“在烛光里，我看到自己/巨人无言的影子投映在墙上”。似是而非的感觉，莫名其妙的语境，寥寥草草的构成，应付差使的诗人，读者们，你们感觉吧！真是爱谁谁了。感觉永远不能到位，感觉永远不能穿透，这就是“知识分子诗歌”。在“大师”面前我也犯不着假装谦虚了，我在一首长诗的一段中写到过停电：“今夜停电/城中一片黑暗/即使在黑暗中/我也感到/眼睛的作用/我看见蜡烛在抽屉里/抽屉在柜子中/柜子在房间的一隅/我走向蜡烛并拿到它/在返回的路上/却摔了一跤/没什么绊我/是我自己/闭上了眼睛”，其实口语不口语都是扯淡，我从不因此而歧视谁（而“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关键是于诗而言，我发现了而他没有，我抵达了而他没有。
再看看王家新，关于此人我不想多说，对他二十年来诗里诗外的表演我已写了专文，请读者关注。对其这首《日记》，容我一言以蔽之：一篇散文，一篇结构上类似杨朔的散文。没什么好奇怪的，其诗受十七年的影响太深；其人中文革流毒太深。
欧专家的《落日》比上两人的表现稍好一些，这是他一惯的欺骗性在起作用。上一回我没搞懂什么叫“少女赤裸而多腰”，这回我搞不懂“两腿间虚设的容颜”和什么叫“对沉沦之躯的无边挽留”。而从“落日”到“咽喉”再到“糖果”的意象积木堆积游戏我是看明白了这便是欧专家的看家本领，太小儿科了！然后再生发一些似有实无的形而上意义：“万物的同心圆”、“沉没之圆”、“吻之圆”，足以把那些永远摸不着正门的文学青年吓得半死，也仅此而已。
时间到了，彼人的中场评球到此结束，请看下半场。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作为散文家的于坚
我和于坚见过四次面。其中两次是在去年。去年4月份我们到北京去赴“知识分子”设下的“鸿门宴”（也有人说我们是去“北伐”），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然后是6月在成都，有一个电影方面的会议，我们都应邀前往，这一次像在度假，一起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五天……
我想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没有必要，即使是为了写一篇纯粹评论的话。再加上这是一篇为其散文而写的文字，所以我又多余地知道了他是一位诗人。但如果他不是一味诗人的话，也许我压根儿就不会知道他……
饶舌了！之所以如此饶舌的原因是想提醒大家，我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诗人于坚的散文，而是散文家于坚的作品，他自己也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说过一句话，意思是他的写作没有副产品，“我以为作品就是作品，不存在主副之分。”而在我的介绍中，我将努力把于坚从朋友、诗人的位置推到散文家这把陌生的椅子上来谈。
经由如上的种种调整之后，我们试想散文作者臆见在文坛初现（而不是成名诗�
